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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的粵海關在清朝政府開海貿易之后，一直是中國對外貿易的前沿基地，貿易量居四個海關之首。由于英國商人為了擴大在中國的貿易北上寧波，清政府出于防范外夷進入中國的腹地等種種原因，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關閉江、浙、閩三海關，廣州自此成為中國對海外貿易的唯一合法口岸。這是時人繪制的油畫——廣州商館碼頭繁忙時的景象圖。

長城早已名列《世界遺產名錄》，慕名而來的游客對長城的保護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攝影/陳柏材

如果看過現在的盧溝橋，絕不會有人認為上圖這幅《盧溝運筏圖》中熙熙攘攘的場景屬于盧溝橋。的確，若不是建筑學家羅哲文的發現，這幅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的立軸無款畫作，至今恐怕仍被命名為《運筏圖》，而人們自然也無法發現更多有關它的故事。

供圖/北京故宮博物院

“遺忘還是牢記”：是真實還是虛構，是畫作還是影像？2006年，重慶攝影師田太權以重慶沙坪文革公墓為背景，以疊合、拼貼等手法，創作了一組取名為《遺忘》的影像作品。埋葬于文革公墓的大多數是在“文革”中因武斗而喪生的紅衛兵，荒蕪的墓園與年輕的生命，因他的創作，使得歷史又以一種詭異的方式展現出來。對于紅衛兵之死，我們是該遺忘還是該牢記？

火把節，既是彝族的狂歡節，也是彝族的情人節。火把節上的彝族武士，在涼山沉默的天空下，成為彝族歷史的形象代言者。

2006年4月底，一對分離達半個多世紀的蓮鶴方壺在河南省博物院團聚。雙鶴并肩而立，凝望彼此，脈脈含情。置身在它們身旁，人們感慨唏噓，這不僅僅是一對古老青銅器皿的會合，更是一種源自傳統并被賦予時代內涵的文化精神的交融。

蘇秉琦先生總結陶鬲的特征，發現其整體和領部高度不斷變低矮，足部從乳突狀的袋足形態變為瘦高的錐狀足，然后足跟變矮至基本消失，這是一種符合漸變原理的推論。圖2中，由A到B、由B到C的演變雖然不太明顯，但積累起來，由A到D的差別卻非常大、不易混淆。這就是考古學由形式演變研究中所得到的年代學的證據。該圖為陜西省鳳翔縣南指揮西村商周墓地出土陶鬲，它是圖2中C時期的典型。供圖/羅汝鵬

有人說過，每一個石頭都有自己的故事。同樣，當你撥動一把古琴的琴弦，你也是翻動了一段塵封的往事。攝影／米湯

洛陽古墓博物館中的宋墓磚雕。

連云港市郊的將軍崖巖畫。

圖中是湖南省博物館原副館長傅舉有給本刊寄來的兩張皿天全方罍的照片。一件器物，照片卻只能是兩張，因為自近代它被發現以來，蓋子和身子就從未完整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過?；蛟S只有在我們的鏡頭里，它們才能以這種特殊的方式重聚。攝影／耿藝

在中國傳統文化里，魚與龍有著緊密的關聯，比如有魚躍龍門而成龍的“魚化龍”之說，“龍睛”則一度被叫作“龍種”?？磮D中這兩條龍睛魚自在地游動，它們的身上其實負載著豐富的中國文化。

攝影/金平

鄭國渠讓秦國崛起：這是最失敗的間諜計劃，韓國忽悠秦國開鑿的鄭國渠，原想拖垮秦國，卻反而加速了秦統一天下的步伐。從下面這張地形圖中可以清楚看到，鄭國渠對關中平原的灌溉作用是非常明顯的。灌溉對于韓國種植的小米可有可無，而秦國種植的、“祖籍”地中海地區的小麥正需要這種灌溉才可以茁壯成長。圖為鄭國渠俯瞰圖。攝影／王天育

上圖是明代仇英仿《清明上河圖》局部，下圖是《盧溝運筏圖》局部，對比二者紅圈標識部分，會發現懸掛于店鋪外的都是細長魚尾幌。雖是仿《清明上河圖》，仇英卻是脫離原作進行了再創作，畫中已然沒有了宋代的影子，而出現了大量明代的細節，魚尾幌便是其中之一。而這種魚尾幌又出現在了《盧溝運筏圖》中，據此是否可以推測這幅畫就是明代人所作呢？

這是清末畫家吳友如的畫作，畫中正伏在魚缸邊觀看金魚的孩童與缸中的金魚相映成趣，這一番頗有生趣的場景在清末大戶人家的院落中應該是較為常見的。玩賞金魚是士大夫們的雅好，這種雅好也推動了金魚文化的發展。

圖2 （收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局部六）“凡數十峰，一峰一狀。數百樹，一樹一態。”這就是元代畫家黃公望筆下富春山初秋時節的迷人景色，如詩的畫面和嫻熟的筆法，將這番景致勾勒得令人心醉神迷。盡管這種完美因為原作的離散而被破壞殆盡，但在此它們又重新聚合在一處了。因古畫長卷的瀏覽順序是自右至左，為了保持這幅畫的連續性，我們也遵從了這一順序，圖為長卷的結尾部分，其后逐頁往前順延。

“見一見紅衛兵”：這是1966年8月18日的北京天安門廣場。這一天大約有百萬人聚集于此，參加“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群情如此激動的原因是當時國家主席毛澤東的突然到場。此行原本不在計劃之列，但當他得知參會的多數是北京以及來自各地的紅衛兵時，他決定出席大會，目的就是見一見紅衛兵。那是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截止到11月26日，他一共接見了紅衛兵8次。

彝族古代尚武好戰，貴族都有家傳的武士皮鎧甲。彝族的鎧甲分為公、母兩種，其中，送靈、祭祖等本土宗教儀式上所用的為母鎧甲，以黑色為底色，至今仍然在民間使用；武士使用的為公鎧甲，以紅色為底色，館內的這座武士像，復原的就是武士著鎧甲的形象。

1923年8月新鄭鄭公大墓的挖掘現場。民工們在官兵的監督下，對該墓進行發掘。墓室中的棺槨已經腐朽，墓主人究竟是誰，當時并沒有人關注，更吸引人的是槨與室之間堆放著的青銅器及其他珍寶。這批古物的出土，在商周考古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圖2 關中地區陶鬲演變圖

執著的蔣逸人為了圓自己50年前的夢，尋遍了江南，又尋到北京。也許叫他念念不忘的，不僅是一把名琴、一位高人，還有他年輕時候，第一次被琴弦撥動心弦的美好感受。

圖為皿天全方罍的器蓋，高28.7厘米，呈屋頂形，蓋面上有倒置的內卷角型獸面紋；蓋上的鈕也呈同樣的形狀，不過鈕上的獸面紋和蓋面上略有區別，為牛角型獸面紋；此外，四周還有鉤狀扉楞，看上去就像獸面紋的延伸，夸張而富有張力。自20世紀20年代被發掘以來，皿天全方罍的器蓋與器身便被分開了，器蓋現藏于湖南省博物館，器身輾轉國外，現藏于法國私人藏家手中。供圖／傅舉有

攝影/邢毅

在對外通商初期，清廷對于到廣州來從事貿易的外國商人，是不許進城的，只準其在指定的住所暫時居住，貿易完畢，就要回澳門去，更不許攜帶番婦進省(依例番婦只許在船上停住，事實上多留澳門)，但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大班和家人竟無視清廷的禁令，終于引來一場外交風波。

圖為兩廣總督李鴻賓領銜就處理番婦登陸廣州城一事給道光皇帝的奏折，現藏于中國第一歷史擋案館。

1955年，周恩來總理將徐家金魚選作國禮為印度總理尼赫魯祝壽，“金魚徐”第九代傳人徐金聲以“金魚使者”的身份護送徐家的100尾金魚到達印度首都新德里。圖中左一為尼赫魯，他正在接受中國的國禮金魚，致送金魚的是我國駐印度大使館代辦申健，站在申健后面的就是徐金聲。供圖／徐立才

圖3 （收藏于河南省博物院）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局部五

“紅衛兵的誕生”：包括作家張承志本人在內，現有的輿論都認為，“紅衛兵”的誕生與張承志有關。那是他高二時和一位同學在寫完一個批判《三家村》的大字報后，首先使用的署名。意在表示自己是毛澤東的“紅衛士”。1965年秋，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展開了一場關于教育制度問題的論爭，并愈演愈烈，導致學生與校方的矛盾不斷激化。1966年5月29日，張承志和同學們在圓明園宣讀了一份聲明，遂建立了紅衛兵組織。隨后，三張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就突然出現在學校主要建筑的海報欄里。這一舉動，很快蔓延至多所學校，“5月29日后的一個星期時間，整個教育系統就癱瘓了。紅衛兵運動開始了?！睆埑兄净貞浾f。而5月29日就成為紅衛兵的誕生日。紅衛兵組織的迅速涌現，令原先的青年學生組織共青團癱瘓，直到1978年才得以恢復。不過，1968年后的紅衛兵組織與此前的性質已大為不同，前后有廣義與狹義之分。

彝族奴隸制度早已不存，而瀘山邛海懷抱中的涼山彝族奴隸社會博物館則記錄和展示了本地區的這段歷史。

該圖是駐守鄭州的北洋陸軍第十四師師長靳云鶚。靳云鶚是一位豁達明智的新派人物，一向重視古文化，并且盡力保護。鄭公大墓發掘期間靳云鶚也常常到發掘現場進行督察，對新鄭古器物的發掘和保護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勾山里17號是耐得住寂寞的，事實上，這間琴社已經在寂寞里堅持了二十多年。繁華之后，在眾人的簇擁里表演，也許還比不過在一泓碧水、一間草廬邊的自娛自樂。

非考古專業的人看到圖中這些石斧，會覺得它們都差不多模樣，而專家對其年代、使用方法、技術進步等方面進行研究之后卻發現，這些看似大同小異的石斧卻代表著早期人類一步一步邁向文明的堅實步伐，其間的差距，就像從簡易馬車發展到奔馳車那樣巨大。

圖3 離散的稀世珍寶·雙羊尊

鄭國渠及關中平原地勢圖（戰國）

對于一條野生鯽魚來說，當體色發生紅色變異時，它的悲劇就開始了，因為這為天敵提供了非常明顯的捕捉目標；而當中國人將這樣的變異理解為一種別樣的美，它的命運則發生了另一種改變——它從此進入到人的審美視野，進入人的文化圈子，它因為人的有意培育而有了更多的“變異”，一步步成為優雅的靈物，風度翩翩。

圖4 （收藏于臺北歷史博物館）圖2、3、4均為蟠虺紋曲耳牢鼎，被收藏在不同區域的博物館里。鼎是青銅禮器中的主要食器，但多數不是直接的烹煮器，為“明尊卑，別上下”的禮器。本頁圖中的三件鼎皆為鄭公大墓出土的蟠虺紋曲耳銅鼎，侈口，斂頸，深腹，圓底。頸部兩側附兩個曲耳，腹部附兩個牛首環鈕，底部附3個獸首蹄足。青銅專家關葆謙以其上有牛首鈕且形體碩大而定其名曰牢鼎。牢鼎共有9件，其中河南省博物院藏5件，北京故宮博物院2件，臺北歷史博物館1件，另有1件下落不明。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局部四

“文化大革命”：從1963年起至1966年初，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對國內形勢有一個估計，他認為：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共中央內部，已經產生了修正主義分子，他們是—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簡稱“小五界”）的領導權已經不在無產階級手里了，為此，他決定要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運動，奪回權力。這一行動先從文化領域的“小五界”下手，故稱之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革命”，在8月初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予以確認。毛澤東的想法與“紅衛兵”的出現，是如此的不謀而合，為此他在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特意要求工作人員為他準備了一套綠軍裝。這是建國后毛澤東首次穿軍裝。有人說毛的這一舉動頗有深意。

土司是從元朝開始至清朝，在中國西南地區實行的中央政府冊封當地各族地方首領擔任地方行政長官的制度，這枚“邛部宣撫司印”屬于涼山地區最大勢力的土司，表明了本地政權和中原政權的接軌。

新鄭器群的出土，在當時引起了全國的廣泛關注，也引發了關于文物保管權的爭奪。國內學術團體也都紛紛來電來函，表示愿意收藏這批文物。在此次爭奪新鄭器群的收藏中，河南更占有地利與人和的優勢。在河南省督理張福來、省長張鳳臺，以及北洋軍閥吳佩孚等的過問下，新鄭古物最終歸屬位于開封的河南古物保存所(今河南博物院之前身)收藏。當時監運文物赴開封的官員特意在新鄭古物前留影一張，以示紀念。

斫琴是一種雅趣，也是一種技術。上圖這張清宮舊藏的《斫琴圖卷》（南宋傳本），為我們介紹了六道古琴制作工序：斫木、打磨、選材、畫型、配件、制弦。圖5描繪的是明代祝公望在蕉下聽雨時，得到了靈感而發明蕉葉琴的傳說。

推測出土物的絕對年代需要運用“碳14測年法”等多種科學手段。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產生于大氣中的14C是怎樣一步步進入人和動物的骨骼。動植物遺骸中的14C在生命結束的時候開始衰變為12C，它們的比例最終會成為考古測年的有力證據。

圖4 離散的稀世珍寶·雙羊尊 （羊的造型自古以來就被人們賦予吉祥安和的寓意，圖3和圖4就是一對被離散的雙羊尊。 圖3這件雙羊尊藏于英國大英博物館，由兩只背部相連的羊組成，羊角彎曲，羊背相連，托起尊筒，雙羊共用四角，展現出寫實又浪漫的藝術風格。有意思的是，羊的身上長的不是羊毛，而是鱗片，且羊腿上還盤卷著一條向上飛騰的龍。 圖4這件類似的雙羊尊則藏于日本根津美術館，和大英博物館的雙羊尊比較，兩件羊尊的藝術風格如出一轍，只是在細節上略有不同，大英博物館收藏的雙羊尊羊角大而彎曲，頜下有勾曲形棱脊作為羊須，顯得更為雄壯威武。而日本所藏的雙羊尊，顯得更為柔美和小巧。 這兩件雙羊尊據傳均出土于中國湖南省，為商末祭祀禮器。因年代久遠，它們出土的具體情況已無從得知，但二者肯定有剪不斷的血緣關系。有人說它們是親兄弟，因為古人祭祀用禮器一般都有備份，以備不時之需，所以雙羊尊也制作了兩件；也有人說它們是父子，分別為商末同族的兩代首領所制。但不論它們是兄弟還是父子，現在都遠離故土，分別身處東西方兩個外國博物館中。）

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作物：來自西亞的小麥天生就適應冬季寒冷濕潤的地中海氣候，冬季雨雪或河水的滋潤對小麥而言，就好象母乳之于嬰兒一樣，是非常自然和必然的需要。如果要在冬季寒冷干燥的中國種植小麥，就必須大規模灌溉。秦國的起源地在中國的西部，西部又是中國認識和接受小麥最初的地方之一，所以秦國特別理解小麥天生的需要。圖中的作物和家畜雖然已經遍布到了世界各地，但不管旅行到什么地方，在它們身上的、從其原產地攜帶而來的“童年密碼”都很難改變，小麥當然也是這樣。

珍稀金魚

蟠虺紋飾（蟠虺紋以盤屈的小蛇為形象，有的作二方連續排列，有的構成四方連續紋樣。一般都作主紋應用。有三角形或圓三角形的頭部，一對突出的大圓眼，體有鱗節，呈卷曲長條形，蛇的特征很明顯，往往作為附飾縮得很小。）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局部三

“語錄歌”：查閱報刊文獻得知，“文革”中給毛主席語錄譜曲的始作俑者，公認為作曲家、時任沈陽音樂學院院長的劫夫。而且歌名采用的都是每段語錄的第一句。比如《爭取勝利》、《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有的語錄首句極長，不能更改，歌名也就很拗口，如《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不過攝影師翁乃強拍攝于1966年7月的這張照片卻表明，早于劫夫1個月，中央音樂學院的紅衛兵就已然在天安門廣場教唱毛澤東的語錄歌了。這說明，當時人的思維方式有著驚人的一致性。

“畢摩”是誦經的長老，即禳災驅邪、祭祀送靈的祭師，博物館內的畢摩經書有很多，有的寫在木簡上，有的寫在布上，有的寫在羊皮上，內容很豐富，有《咒鬼經》、《賴的特依》等經書。

圖5

圖5

圖為皿天全方罍器蓋中的銘文，為“皿天全作父已尊彝”，解讀成白話文即：皿天全為父親已所做的彝。“皿”是姓氏，也是族名；“已”是皿天全遵循商代人傳統依據天干為父親所起的日名；銘文中將方罍自銘為“彝”，因為彝是酒器的總稱。不過，皿天全方罍器身的銘文比器蓋銘文要少“天全”二字，這曾經成為二者是否為同一件器物的疑點，但是出土青銅器中器蓋與器身銘文不一的現象很常見，且器身的銘文是刻在狹隘的器口內領壁，少字也屬情有可原。再加上二者尺寸出奇地吻合，因此應是一件器物無疑。

西亞農業起源半月形地帶圖

在這幅日本19世紀的仿古畫作中，一位花花公子正在房間中享受他的閑雅生活。屋中有雅致的擺件、掛件，吊著明麗的紅鸚鵡，背后則是一缸游動的金魚。當中國金魚傳入日本，日本人就將這種美麗的魚兒作為最有文化的觀賞魚之一。供圖／Ｕtagawa kuniyoshi／c

圖6 镈（bó）鐘（收藏于臺北歷史博物館）該鐘鐘身紋飾以粗疏的蟠虺紋布滿下方，具有春秋時代的紋飾特點。上端懸鈕為鏤空蟠螭紋，故也稱螭鈕特鐘。 鄭國編鐘的懸掛方式有其固定的模式，共由24件組成，分三肆懸掛，上兩肆為編鐘，每肆各10件，下肆為四镈。鄭公大墓中出土了19件編鐘（其中一件疑為出土時便已散佚）和4件镈鐘。 镈鐘，也稱特鐘。特鐘之特征在于單懸，器型較編鐘為大。編鐘是中高音鐘，演奏作旋律之用，其七聲俱全，并有較多的半聲音階；而镈鐘則為低音鐘，演奏時用來和聲和掌握節奏之用。清脆嘹亮的小型鐘與悠遠渾厚的镈鐘組合，構成了鄭聲獨特的旋律特色，為我們尋覓久已湮滅的鄭衛之音提供了探索的途徑。但是，鄭公大墓的镈鐘、編鐘分隔三地，它們何時才能團圓，重奏“鄭之音”？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局部二

“大字報”：（圖6）所謂“大字報”，就是張貼于墻壁用大字書寫的墻報。在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中國極為流行。使用者可以用五顏六色的紙或舊報紙，用五花八門的文體、繪畫，來公開揭批對象。發明“大字報”的本意，據稱是用大字報展開大辯論，有民主之意。但實際情形卻是凡被寫了大字報的人，大多無申辯與反駁的機會——即使寫了大字報，也很快會被覆蓋。于是大字報成為一種打倒人的極有用的武器。“文革”的第一張大字報，公認為1966年5月25日，由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7人貼出，內容是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黨委，毛澤東稱之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并于6月1日向全國廣播。而1966年8月5日，毛澤東發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則向全國表明他對當時國家副主席劉少奇的不滿。圖6為1966年5月北海公園外團城大字報墻的情形。圖7為1967年中央工藝美院紅衛兵組織在歷史博物館門口張貼巨幅宣傳畫。

圖6

圖6 （圖5與圖6這一對方壺，雖身高、體重上有小小的差異，但器型、紋飾完全相同。方壺頸修長，腹扁鼓，有圈足，形體秀麗俊俏，與西周時期銅方壺相仿，而其附設配件和花紋，則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壺蓋內外壁皆雕鏤精細的蟠虺（huī）紋，這種紋飾又稱蛇紋，以盤曲的小蛇形象，構成幾何圖形。壺的雙耳加飾兩條回首伏龍，圈足下為兩只立體伏虎，圓雄渾壯，生動逼真。壺頸、肩和圈足皆以粗細不等的陽凸線雕出娟麗清秀的紋飾，腹部則留出4塊空白，給人以清新感，避免了通體細密花紋造成的繁復。器身外璧上綴乳釘，壺胸及腹上有十字形凸棱分隔，為春秋之代表器。）

“削梧為琴，繩絲為弦”之說源自秦漢，絲弦的柔韌與古琴的悠遠自是最為般配。杭州回回堂的老牌商標（小圖1）也在訴說著絲弦昔日的容光。可是時至今日，無論古絲弦（小圖2）還是新絲弦（小圖3）都無法挽回這一傳統技藝行將失傳的命運，小圖4為新一代斫琴家王鵬正在斫琴，搶救遺產的重任和希望就落在了他們的身上。

圖6 離散的寶貝·虎食人卣

暢通的北方道路：很多人到了河西走廊會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長城都修在山前頭。圖為河西走廊北山-龍首山南坡的明長城及牧場（攝影／陳淮），其實自漢代起，北山山前就修有長城。翻過北山山系就到了騰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這一段山前的長城說明當時在北山的北邊有大片綠洲，匈奴在這里活動頻繁。就此也可以推斷，早期的人類也可以在這片草原或者說綠洲上活動。在一個很長的時段里，北方的通路是暢通的，北方接受西方文化的時間幾乎是同時的。

圖7 镈鐘（收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沈周《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局部 供圖/北京故宮博物院 （元代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在明代遭到焚毀，僅剩兩段——《剩山圖》和《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現分別藏于浙江省博物館和臺北故宮博物院，很難再一睹原作全貌。所幸，在畫作焚毀之前，明代吳門畫派的代表人物沈周曾經背臨過一幅，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上圖即此畫的局部。對比二者，黃氏和沈氏的筆墨迥然不同，沈氏的粗筆中鋒老辣蒼健，設色清麗淡妍；黃氏的則更顯自然清雅，平淡脫俗，顯現出一種神游于物外的超然狀態。 盡管有所不同，但是沈氏的畫作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了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的原貌。也讓我們有機會于此將黃公望《富春山居圖》被燒毀的起首部分以沈氏相應的筆墨補上，并對照沈氏畫作的結構，將《剩山圖》和《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銜接起來，最終組成一張完整的黃公望《富川山居圖》長卷！您不妨再從此處的全卷起首部分，依照古人自右向左的瀏覽順序，好好欣賞一下團聚后完整的“富春山”風景吧。）

圖7

在彝族文化中，畢摩抄寫經書都用竹簽筆，鵝毛筆（圖6）只用于文學類書籍的創作和書寫。鵝毛不是普通的鵝毛，而是來自天鵝或大雁。圖即書寫在木簡上的彝族典籍。

2006年4月25日上午10時，來自北京的“立鶴方壺”在雙方工作人員的“護送”下進入了河南博物院文物庫房的一個特定的房間，蓮鶴方壺在這里已經“翹首以盼”。

蔣逸人尋琴的路途曲折艱難。劉伯溫古琴在短短的70年中，就從一處屋檐下遷徙到另一處，轉手了7次。在這過去的幾百年中，它又經歷過多少波折流轉，不得而知。對于那些傳世文物，又有多少人可以像蔣逸人那樣抱著超越常人的恒心與堅持，去尋訪、探究，直到它云開見日的那一天呢？

圖6和圖7是兩件有名的虎食人卣，也是一對被離散的孿生兄弟。 圖7是藏于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的一件，由其首任館長住友春翠先生1903年在古董市場買來。看上去這只卣如一只猛虎呈蹲坐狀，虎頭雄偉，虎口大張，虎的板牙和兩邊的獠牙都清晰可見；虎的胸前有一個怪人，手足都是四指，頭部在虎口之中；虎的兩只前爪牢牢抓住怪人的背部，彷佛要將他一口吃下。 另一件于1920年由法國池努奇博物館的首任館長買到，藏于自己的博物館中，圖6。與日本藏卣相比，法國藏這件比日本的略矮0.5厘米；另外，虎口下的人左耳上有個穿孔，而日本那件沒有。如此細微的差別足以證明二者是一對。 兩件虎卣都是清末或者民國初年在湖南溈山出土，時代是商晚期到西周早期，為祭祀禮器。商周時人們制作青銅器之前都要做一個陶模，也稱為范，由于范不能重復使用，即便是制作一對青銅器，也要分別制作兩套范。兩只虎卣的細微差別，極有可能就是因此造成的。然而，如今這對孿生兄弟卻遠隔重洋，只能遙遙相望。

大麥、小麥一起來：小麥在史前已經傳入中國。在商代晚期的甲骨文中，“麥”字表示大麥，“來”字表示小麥。為什么往來的“來”會是小麥的名字呢？據專家考證，這是因為我們的祖先已經知道小麥不是土生土長的，而是外來的。

這種顏色翠綠的水是“養魚先養水”的極佳境界。盆壁上的綠苔藻不但染綠了盆水，更釋放出氫氣，魚兒可以在水中幸福地成長，偶爾一現如驚鴻一瞥，在一片翠綠中亮出艷麗的美色，游戲一般吐一吐氣泡，真如少女般頑皮可愛。攝影／劉霖

金魚吐出的水泡。攝影／劉霖

圖8 镈鐘（收藏于河南省博物院）

從左至右依次為：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局部一、黃公望《剩山圖》、沈周《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局部。

“大串聯”：（圖8）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之后，中共中央便于9月5日發出通知，決定全國各地的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并規定，來京的師生“一律免費乘坐火車”、“生活補助費和交通費由國家財政開支”。而領導“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組不僅表態支持全國各地的學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經驗，還支持北京學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幫助。于是全國的大中學甚至小學生，都開始北下南上，東進西出，掀起了紅衛兵大串聯的高潮。以至于有人說，這是一次免費的紅色旅游。但是由此造成的交通混亂，卻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于是11月21日，中共中央不得不做出決定，停止紅衛兵乘用公共交通工具進行串聯。1967年2月至4月，又連發4道通知，才結束了史無前例的大串聯。圖8為廣西糧食工業學校的紅衛兵，串聯到井岡山黃洋界時，在山頭學習毛主席語錄的情景。而圖9是，一些追隨串聯隊伍的小學生，行走在湖南境內的鐵路上。

圖8 法器法具是畢摩從事儀式活動時，用以通達神靈、降妖除魔、禳災祛禍、祈福納福等所憑借的工具。常用的法器法具有法扇、法笠、法鈴、簽筒和經書，隨身攜帶的有法網，護法法器有鷹爪、豬牙項圈、虎牙等，臨時制作的有響竹、水鼓等。法扇（上圖）一般用于超度送靈或豬胛卜以及制靈牌等儀式上，用于煽鬼魂，或用于盛撒代表祖妣遺留五谷的糧食粉賜福后代。法鈴（圖9）是一種在儀式中搖動而發聲以通神靈、降妖鎮怪的用具。

工作人員戴著雪白的手套，把立鶴方壺蓋頂上的蓮瓣小心翼翼地捧到桌子上。面對著如此珍貴的稀世之寶，工作人員顯得格外謹慎，絲毫不敢馬虎，特別是對待一些有過修復記錄的細節更是要慎之又慎（攝影／李文波）。

重重鎖鑰被開啟，在北京白云觀道士徐信權（中）的陪同下，蔣逸人終于尋到了朝思暮想的劉伯溫古琴。

這張地圖是皿天全方罍器身、器蓋離散示意圖，紅色箭頭表示的是皿天全方罍器身的離散路線，可以看到近一個世紀以來，它離散的足跡幾乎遍布大半個地球；綠色箭頭表示的是器蓋的流轉路線，在湖南輾轉兩處之后，器蓋便靜靜的在湖南省博物館等待著另一半的歸來。

東灰山小麥曾經證明過什么：在很多學者的早期文章中都會寫道：“中國的小麥最早出現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其證據就是甘肅民樂東灰山遺址?！睆膱D中地圖可見，東灰山正處在東西交流的要道咽喉，這頗惹人遐想?？上г絹碓蕉嗟淖C據指向東灰山小麥的年代應為距今3700-3200年，它不是中國最早的小麥。地圖右下角為東灰山浮選出土的炭化小麥粒，它們沒有證明我們的期待。

鎮墓獸·云龍罍（léi）（鄭公大墓的鎮墓獸（上圖），現藏于臺北歷史博物館。該器物獸面人身，雙腳各踏一條曲身昂首的蛇，手臂抽象為兩條曲線上揚，與頭上伸展出的兩條曲線在空中呈4點座狀，就是根據這4條曲線，再根據文字記載，有專家認為此物是王子嬰次爐的爐座。該鎮墓獸雖是春秋年代的作品，但夸張變形的設計體現了最現代的藝術觀念，傳達出的威嚴神秘氣氛千年不散。）

圖為《富春山居圖》離散示意圖。紅色箭頭標識的是前一部分《剩山圖》的離散路線，自宜興吳洪裕之手被分裂后，在江浙一帶輾轉，最終落戶杭州浙江省博物館。而綠色箭頭標識的畫作后段《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離散路線則更為曲折，從南到北，又從北到南，最后為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自始至終，這張畫的兩部分就再未有過重聚的相交點。

圖9

圖9

方壺姐妹重逢后，北京故宮和河南博物院工作人員合影共同見證了這一激動人心的歷史時刻。

曾親手擦拭過劉伯溫古琴的陳理真道長是一位古琴演奏高手，弘揚古琴文化也是他主持白云觀經樂團的目的之一。尋琴的苦旅暫告段落，陳理真希望今后能夠有更多的人了解和傾聽古琴，這也是我們所樂見的。攝影／米湯

圖9 離散的寶貝·朱碧山銀槎杯

小麥離開了故鄉：位于地中海地區的古埃及很早就種植了小麥。在圖中這幅古埃及墓葬壁畫中，墓主森尼杰姆和他的妻子利尼弗特在收割小麥和亞麻。在西亞起源之后，小麥不僅很快傳播到了埃及，并且一路東行來到中國，可是在它傳入中國三千多年后，人們提到“耕織農作”還是習慣用傳統的水稻作為例子，可見與“土著族”的水稻和谷子相比，小麥一直都不受待見。

圖9 攝影／耿藝

罍，是一種短頸、渾圓的酒器。該圖是一件名為云龍的器物的局部。這件罍為罍中之至大至寶者，藏于臺北歷史博物館。此器重要在于肩部的4條雙龍耳飾，雙龍耳飾由向上的方形身軀的龍，和向下圓形身軀的龍相蟠紋，向下者龍口銜環。雙龍身上紋飾各自不同，方形龍用三角細渦紋，圓形龍則飾以波狀鱗片紋。器腹上半是云龍紋，中段是蟠虺紋，罍肩上之龍紋紋飾用“Ｃ，Ｓ，Ｌ”等字形不同的蟠龍紋。各種紋飾交相呼應，簡直令人眼花繚亂。

“破四舊”：（圖10）針對于在文化領域的革命，“文革”的重要目標是“破四舊”、“立四新”。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之后，由北京紅衛兵首倡，走上街頭開始破四舊。凡屬于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等等，都在沖擊之列。而何為新舊？沒有一定之規。有人說，凡是1949年前的均為舊。一切新生事物都可謂新。于是可以讓紅衛兵橫掃、砸爛、搗毀、清剿的東西實在太多，據說連當時北京站鐘樓的大鐘播放的音樂，都屬于要停奏對象，紅衛兵勒令北京站要在24小時之內改奏《東方紅》樂曲，否則對站長就要“格揍勿論”，砸爛他的狗頭。在廣東，從私人家里查抄來的文物，多數被外貿部門“收購”以出口換外匯，由此肥了不少海外藏家的藏品。而更多的行為，是對人的批斗。1966年8月26日，時任黑龍江省委書記的任仲夷，即被紅衛兵戴上“高帽”（圖10）。而屬于舊思想的佛教，更不會被放過。圖11為哈爾濱軍事工業大學的紅衛兵批斗一寺院的和尚。對于紅衛兵如此踐踏法律的行為，中央卻在8月22日批準了由公安部上報的報告《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其中規定“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重申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重申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攝影／李振盛

法網是畢摩用來裝載經書、法具和其他物品的網兜，一般由畢摩自己編制，上面是畢摩經書。

方壺久別重逢，兩鶴相對而望，自有一番滋味。但重逢是短暫的，數月之后，蓮上之鶴再度分飛，立鶴方壺回到故宮博物院，蓮鶴方壺依舊留守，靜靜等待下一次的見面，只是不知道下一次的見面要等待多久。

圖10 圖9和圖10這兩件銀器，是元代名匠朱碧山所作的銀槎杯。 朱碧山是元代金銀器雕刻鑄造工藝家，以雕制銀器取勝，以善制槎杯聞名。當時達官名流都以能得到他的作品為榮。 流傳至今的朱碧山作品，僅槎杯一種，且只有4件。雖同出于一人之手，卻還是被分散至不同的地點：一件曾為乾隆提款，原藏熱河行宮，1947年被運往臺灣，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一件原存于圓明園，圓明園遭劫時流入英國人之手，現藏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還有一件即圖9所示的銀槎杯，藏于江蘇吳縣文管會；而圖10這件則由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仔細端詳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這件：槎身作老樹杈狀，周身飾檜柏紋理，癭結錯落，有屈曲之致；一道人倚槎而坐，道冠云履，長須寬袍，左手扶槎，右手持卷，全神貫注作讀書裝；構思精巧，造型獨特。不過，若是想要欣賞到全部的4件銀槎，恐怕就不是一件易事了。供圖／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為小麥在中國出土遺存的分布統計，從中可見小麥在早期中國的種植范圍的變化趨勢。圖表中，西北地區包括黃河上游地區（陜西、寧夏、甘肅和青海的相關區域）、河西走廊和新疆的大部分區域；中原地區包括河南的北部和中部、山西和河北的南部，大體相當于黃河中游地區，是華夏文明形成的核心區域；海岱地區包括山東全境、安徽和江蘇北部，大體相當于黃河下游地區。圖表中總結的近年考古發現中所見小麥遺存的分布說明，小麥應該是在龍山時代傳入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在夏王朝時期仍然少見，從商王朝時期開始普及。早期小麥最先出現于中原及海岱地區，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西北地區出現的越來越多。有趣的是，西北地區出土小麥遺存的考古遺址中一般都伴隨同出有大麥遺存，而且大麥遺存的出土數量往往還多于小麥遺存的數量，這在黃河中下游地區是不常見的。也許西北地區的小麥是通過一條不尋常的路徑傳入的。

圖10 攝影／耿藝

王子嬰次爐

圖11

畢摩作畢時要穿上法衣、戴上法笠、手持法扇或法鈴，看上去顯得威武肅穆，他們的說唱具有古樸、純真、高亢或低沉等變化無窮的腔調，令人產生神秘之感。

罍是流行于商晚期的一種大型存酒器，從形狀上分，有圓罍和方罍兩種，后者較前者更為稀少。圖中所列的這三件方罍，分別為皿天全方罍（現代仿品，高約89厘米）、亞方罍（高60.8厘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婦好方罍（高52.5厘米，藏于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都按照實物10∶1的比例縮小，可以看到，盡管婦好墓出土了大量青銅重器，且故宮博物院的收藏也是聞名于世，但是皿天全方罍仍然要比它們龐偉和精美得多，的確不愧“方罍之王”的稱呼。

圖11

圖11 （圖9是養育金魚的傳統器皿“木?！?，它很大，直徑達到150厘米以上。木海是由耐腐蝕的柏木制成，與圖11傳統的瓦缸一樣，壁上易養苔藻，很適于養育金魚。在傳統養、玩金魚人的眼中，它們都是最恰當的金魚的家。當然，也只有宮廷貴族在府第花園中用得起像木海這樣的器具，在花木扶疏間置幾只木海，金魚游動其中，花園便增添無限生趣，一番美景便活了。以瓦盆、木海這類不透明器皿養魚，既可使人慣于俯視金魚姿態之美—這是觀金魚最佳角度，也可玩賞魚兒潛底與浮游之間的快樂。相比之下，圖10這種今天人們普遍使用的玻璃缸，則將金魚養成了普通的觀賞魚，個中樂趣大減。攝影／耿藝）

圖12 銅匜 （收藏于河南省博物院）

“砸孔廟”：“破四舊”的極致，當屬對山東曲阜孔廟、孔府、孔林的瘋狂性地毀壞。1937年出生于湖南省望城縣農民家庭的譚厚蘭，自從1961年被保送到北大學習，后又進入北師大政教系后，她的生命就進入了非常階段——與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聶元梓共同成為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1966年11月，她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率隊到山東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在曲阜的29天，對孔子故地進行了毀滅性的破壞。1978年，譚厚蘭以反革命罪被逮捕。不涉及她的其他言行，僅此一項，她也稱得上歷史的罪人。圖為當時紅衛兵正在砸毀孔府“大成門”的匾額。攝影／花皚

彝族先民早已使用的木皮質器皿，為漆器的產生創造了胎質條件，漢代以后，彝族先民吸收了髹漆工藝，創造了富有本民族特色的漆器。上圖為鷹爪杯，其制作比較復雜，需要將鷹爪長時間地固定定形和風干，然后選擇大小合適的樹干制做碗，碗的底部留孔與鷹爪銜接，再請手藝高超的漆器藝人上色。圖13為具有上百年歷史的漆馬鞍。

圖12 《伯遠帖》

西風吹過北方草原：在鄂爾多斯博物館、內蒙古博物館等處，都收藏著很多歐亞草原風格的文物，圖11為典型的鄂爾多斯青銅器——青銅動物紋杖首，地圖中插入的照片是“蛇紋鬲”，它是北方文化區的典型陶器之一，圖13為草原風格動物紋金器，它們靜靜地訴說著東西方交流的故事。

文雅的金魚古名（在金魚的演變過程中，一旦有新的品種出現，人們就會用一些很有“文氣”的名字來命名，這些名字大都顯示出中國特有的文化氣息，如“龍睛”、“牡丹仙子”、“鶴頂紅”、“蓮臺八瓣”等。這其中，有的借用瑞獸祥禽的寓意，有的采用傳統詞典牌名命名，還有的蘊含佛教意味。這些名字既別具豐富的含義，又有一種詩意盎然的情趣。）

“文攻武衛”：“文革”中，打著各種旗號的派別，難以數清。兩派之間的斗爭，也從文攻逐漸演變為武斗。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口號與中國》，披露了武斗產生的一些背景：1966年7月28日，時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江青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薄凑者@一邏輯，無論怎樣狀況都得動手見血。8月27日，紅衛兵在北京大興對“四類分子”大開殺戒。僅3天，這個縣被殺害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有325人，其中年齡最大者80歲，最小者出生只有38天。鑒于全國都有武斗的趨勢，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便針對各種流血事件指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武斗越演越烈。1967年6月6日，中央又出臺了制止“打、砸、搶、抄、抓”的《通令》，試圖結束武斗現象。然而7月22日，江青在接見河南群眾代表時說了這么一番話：“‘文攻武衛’的口號是對的，你們不能天真爛漫。當他們不放下武器，拿著槍支、長矛、大刀對著你們，你們就放下武器，這是不對的。你們要吃虧的，革命小將你們要吃虧的?！贝稳?，這一講話便刊登于《文匯報》，令全國武斗升級，仿如內戰來臨。據說，當時提供、流散、被搶奪的槍支武器達百萬之多。圖13為黑龍江兩派在省政府面前為爭奪廣播宣傳車而準備大打出手（攝影／李振盛）。 圖14的場景則發生于1967年8月，湖南常德紅衛兵在德山孤峰塔下狙擊沅陵紅衛兵。攝影／周碧華

圖13

圖13 《中秋帖》

圖13

在魚市上買兩條小金魚，用塑料袋一裝，就可以輕輕松松拿回家，可是這種隨便的態度卻極可能傷到金魚。攝影／余榮培

圖13 銅匜（收藏于臺北歷史博物館）匜為水器，出現于西周中晚期，是盥手注水之器，《左傳》中有“奉沃盥”之語。沃的意思是澆水，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臉，說明匜是古代貴族盥洗時澆水的用具。但當時的人們并非在匜中直接洗手，而是由專人將匜內盛滿水，然后將匜慢慢傾斜，使水從缺口處緩緩流出。為了使匜中的水不濺落在地上，古人在使用匜的時候，還需要有另一個人捧著盤在下面接水。因此，匜和盤往往是配合使用，考古發掘中也常常看到匜和盤在一起出土。匜的形制有點類似于現在的瓢，前有流，后有。為了防止置放時傾倒，在匜的底部常接鑄有三足、四足，底部平緩一些的無足。鄭公大墓出土的有4件兩種不同的類型。一種為槽形流的素匜（圖12），通體素面，流下和后尾各有一環形鈕。此匜為兩件，現分藏河南省博物院和北京故宮博物院；一種為獸首曲管式流的獸首匜（圖13），注水時，水出獸口。器身如一只張口的獸，給人以獰厲威嚴之貌。獸首匜也為兩件，現藏臺北歷史博物館。 春秋時代是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時期，青銅禮器象征奴隸主統治權威，并且有區別尊卑貴賤的功能。像這樣精美的青銅，也只能是王室貴族才能享用，并且死后還帶到陰間繼續享用。

圖14 蟠螭紋沿耳陪鼎（收藏于臺北歷史博物館）

圖14

漆器的色彩有紅、黑、黃三色，紅色象征勇敢、熱情；黑色表示尊貴、莊重；黃色代表美麗、光明。三色間隔使用，色彩明快艷麗，成為彝族漆器的顯著特色。圖為彝族的漆碗。

圖14 《快雪時晴帖》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三希堂”曾經陳列著《快雪時晴帖》、《中秋帖》、《伯遠帖》三件書法藝術的珍寶。如今，這三件珍寶卻只能隔海相望。 《快雪時晴帖》原是書圣王羲之寫給友人的一封短信:“羲之頓首?？煅r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倍潭痰乃男卸俗郑瑓s是歷代文人頂禮膜拜的“圣物”，被稱為“二十八驪珠”。《中秋帖》（圖13）是王羲之第七子王獻之的作品。 《伯遠帖》（圖12）則是王羲之的侄子王珣所作。 1924年11月5日，末代皇帝溥儀倉惶離開紫禁城時，將《快雪時晴帖》放在自己行李中，想要帶走。不料被守城士兵搜出，并扣留在“清室善后委員會”，后被運往上海，最終輾轉被運到臺灣，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中秋帖》和《伯遠帖》在溥儀偷拿《快雪時晴帖》前就已流落出宮，為收藏家郭世五得到。后來雖經大收藏家張伯駒和前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尚嚴從中周轉，也未能再使三帖重聚。解放后，國家收購了流落在外的《中秋帖》和《伯遠帖》，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如今故宮“三希堂”依然如故，但“三希帖”卻再難聚首了。

由草原通道東行：西亞文化經由北方文化區一路東行。而古絲綢之路也是古代東西交流的要道，不過絲路上關卡和戈壁很多，不適合人類活動。把絲路作為通路是漢王朝人為“開鑿”的。比如險要的烏鞘（shāo）嶺（攝影／陳淮）是河西走廊的門戶，它不屬于北方文化區，但是有一種說法認為它參與了早期小麥向秦國等西北地區的傳播。

古樸的茶具、精致的魚盆，加上主人閑逸的心態與優雅的賞玩，這一場景體現了人對金魚的愛與呵護。那么，這位正與魚溝通的先生是否如當年莊周一般，有知魚之樂？攝影／耿藝

“文革公墓”：（圖15）在重慶沙坪壩的沙坪公園西南角，是鮮為人知的“文革公墓”。這里安葬著1967年夏因武斗而死的“815”派成員?！拔母锕埂痹洸恢贿@一處，但留存下的僅此而已。研究者說，這是事后“815”派將其“戰友”遺體集中埋葬于此的結果——因為“815”派標新立異，修建屬于自已派別的墓群，無需政府事后進行清理，且相對集中，故得以幸存（圖15 攝影／馬宏杰）。有人祭吊后留下傷感之詞：“歲月時光已洗去血污，讓人不忍的是，人們開始醒來，你們睡去”。也有人在墓園前嬉笑留影（圖16 攝影／吳時敏）。北島在《宣告》一詩中有這樣的一句：“我并不是英雄，在沒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個人。”可惜的是，有多少紅衛兵只想做英雄，卻不知道先做一個人。

博物館門口吹號角的彝族人雕像，凝聚的是彝族人在這片鄉土中生生不息的歷史和精神。

這是皿天全方罍的器身，如果你仔細看過開篇刊登的皿天全方罍器蓋會發現：器身的腹面上飾有的獸面紋與器蓋如出一轍，器身的鉤狀扉棱也是器蓋自上而下的延伸……如果它們放在一起，該是怎樣的流暢和威武，如“王”一般！可這些卻只能存在于人們想象當中了。精致而華美的皿天全方罍器身總能吸引著眾人的目光，卻沒有人能看得到它的“切膚”之痛，還有近百年來它內心的孤寂與落寞。供圖／傅舉有

沿河谷通道南下：在到達中國北方以后，西亞文化向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傳播方向就不再是由西向東，而變成了由北向南，通過各條平行的南北通道進行著。其中比較著名的有今天的京承高速所經過的路線、大同-集寧線、呼和浩特-榆林線、沿河套進入寧夏河谷的西線以及通過甘肅的北山山系進入幾大綠洲的路線。這些路線在實際行進中又會發生各種具體情況，對早期人類來說，沿著河谷走是一條不錯的旅行選擇，圖為流經山西省大同市大同縣的冊田水庫段的桑干河，這里是很低緩的黃土區域，幾千年來，路過這里的文化交流數之不盡。攝影／孫靖國

圖15 蟠螭（chī）紋沿耳陪鼎（收藏于深圳市博物館）鄭公大墓中出土了三種不同類型的鼎，除了前面所見的曲耳鼎（牢鼎）之外，還有蓋鼎和沿耳鼎兩種。圖14、15的這兩件器物便為蟠螭（chī）紋沿耳銅鼎。該鼎小于牢鼎，所以也稱其為陪鼎。其侈口，直腹，圈底。沿上立一對方直耳，腹部有6條扉棱，底部接3個獸首蹄足，腹部飾兩周蟠螭紋帶，耳外飾竊曲紋。蟠螭紋是最早出現在古代青銅器上一種紋飾。蟠螭為龍的一種，其身體和腿似龍，而面部似獸，此紋也是春秋戰國和漢代玉器上的主要紋飾。竊曲紋則是由兩端回鉤的或“S”形的線條構成扁長圖案，中間常填以目形紋，形似獸體而不辨首尾。 一墓隨葬多種鼎的習俗在西周晚期已見端倪，東周時，一墓隨葬多類鼎更為普遍。這種多鼎隨葬的習俗應與鼎的功能分化有關，正如我們在文獻和青銅器銘文中所見到的，東周之鼎已有鑊鼎、升鼎（牢鼎）、羞鼎（陪鼎）、鼎于、湯鼎、鼎升等不同名稱和功能。但不論有多少種鼎，最少有一類列鼎顯示其所有者的身份和地位，其數必為“一三五七九”，此外，其他各類鼎則無常數，有以“一三五七九”之數且成列者，亦有不遵此例且不成列者。新鄭器群中的鼎雖有三種類型，且表面上看去都似成列，但根據前人著錄和現有的器物分析，唯有曲耳鼎顯示墓主之身份。作為陪鼎的蟠螭紋沿耳鼎，是與牢鼎配套使用的，陪鼎的多少沒有牢鼎那么重要，它主要是用來盛放佐料的。鄭公大墓出土的陪鼎共有6件，其中河南省博物院藏3件，北京故宮博物院藏1件，深圳市博物館藏1件，臺北歷史博物館藏1件。

圖16

托小麥的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話用來評說鄭國渠的故事非常合適。久居中原的韓國人不了解來自西方的小麥，秦國借助他們的餿主意，將計就計，鄭國渠建成之日，也是秦力量大漲之時。于是秦大舉發動了統一天下的戰爭。今天的陜西省西安市臨潼區為了紀念秦的崛起，豎立了“秦統一”雕塑，只是少有人知道，在這決定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件里，還應該為小麥這個西方來客書寫一筆。攝影／夏居憲

虎形尊（酒器，原名虎頭兕觥（sìgōng），器足極短，睜眼圓瞪，口張開，耳豎起，尾向上卷翹，與有鏈之蓋連接，四肢上部以雷紋為飾，造型稚拙可愛?；⑿巫馂橹苋顺Ｓ弥鳎F在發現很少。故此，這件鄭公大墓出土的虎形尊就顯得十分珍貴。現收藏地為臺北歷史博物館。）

“毛澤東塑像”：由于領袖崇拜的緣故，“文革”期間，毛澤東塑像成為各地、各單位熱衷樹立的對象。尤其是在高校，幾乎每所學校的大門內都有。圖為矗立于北京科技大學（原北京鋼鐵學院）西大門內的塑像，而一路之隔，與科大正對門的北京地質大學東大門內，也是同樣場景——他曾點燃多少紅衛兵胸中的造反激情和英雄情結。物是人非，穿梭在塑像下的年輕人，而今已然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綻放著各自的青春花朵。又想起北島的詩：我們能夠前行，是因為我們忘記了歷史。我們能夠進步，是因為我們牢記著歷史。所以雖然歲月不再，但是還是要記得“紅衛兵”之死。攝影／米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