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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學習漢語的瑞典女學生專程來書店選購莫言的文學作品，或許這就是文學無用的最大用處。

重建的臺兒莊古城已然是一個新興的旅游景觀。

科潘遺址廣場中央，兩座用于祭祀太陽神和月亮神的廟宇對峙而立，各長30米，寬10米，彼此間由地道連通，大圖即是地道內景。小圖是科潘遺址出土的玉米神雕像。攝影/周劍生

圖為科潘遺址中的一座祭壇。攝影/周劍生

洪都拉斯·科潘瑪雅遺址

16世紀初西班牙人的入侵，使瑪雅文明慘遭滅頂之災。前者將古瑪雅人制作的成千上萬本樹皮書視為妖魔鬼怪而付之一炬。后世了解瑪雅文明的關鍵線索由此灰飛煙滅。雖然一些象形文字和圖像由于被刻在石頭上而得以幸存，但對于破解瑪雅之謎而言，無異于杯水車薪。科潘瑪雅遺址中殘留著許多圖1、圖2這樣的人像雕塑，人們猜測它們是國王或者神明的化身，不過更多的信息卻不得而知。攝影/周劍生

右圖是身著燕尾服去領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與其他兩名領獎者，莊重的氣質如出一轍。正如一位評委夫人所說，這種禮服標舉歐洲的“古典的高貴價值”（攝影／JONATHAN NACKSTRAND）。左圖則是2011年諾貝爾和平獎的三位女性得主，站在后面的兩位是利比亞的總統和女權活動人士，前面則是也門的一名女記者，她們的服飾色彩斑斕，民族特色鮮明，訴說著文化的多元性（供圖／新華社）。

這是科潘遺址中的祭壇Q，位置大約在衛城中心，邊長為1.22米，四周雕刻16個人像,分別代表科潘王朝出現過的16個國王，據說這是雅庫莫政權延續性的終極象征。這些國王的名字很有意思，比如，第11代國王名叫卡烏燦，意為“火是蛇的嘴巴”；而第13代國王瓦烏卡的名字，翻譯過來的意思是“神的畫像是18只兔子”。上圖是11號神廟頂部的老人頭像，科潘遺址中有大量人像雕塑，有人據此分析人物面部特征，認為科潘人是東渡而來的中國商朝后裔。

想象里的中國 孔雀、芭蕉、涼亭、梳著長辮子的“滿大人”，畫面中的人和物似曾相識，卻又并非真正意義上的中國范兒。這是意大利巴勒莫中國宮的頂部壁畫，18世紀，從東方回到西西里島的商人和傳教士，為國王帶去了遙遠中國的訊息。他沒有機會親自踏上中國的土地，于是，就在興建這座宮殿時，特意從那不勒斯請來畫工和建筑師，把想象中的中國變成了現實。

“溫和的中國茶可以把野獸變成人” 這是1894年5月19日《倫敦新聞畫報》刊載的一則英國茶公司制作的廣告。英國從十七世紀開始進口中國茶葉，不到一百年，茶葉已經變成英國人的國民飲料，喝茶成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英國人起床要先喝“床茶”，早上十一點喝“晨茶”，午飯后喝“下午茶”，吃過晚飯再喝“晚茶”，一天起碼要喝四頓，才算正規。泡好茶，還得用好茶具，中國景德鎮出產的外銷瓷，就是他們喝茶的最佳搭檔。供圖／秦風老照片館

中國瓷器的出口之路 16世紀初，在中國瓷器外銷至中東和歐洲的貿易中，葡萄牙人占據先機。直到1602年，其在亞洲貿易的壟斷地位才被荷蘭東印度公司打破，后者以雅加達為基地，經營瓷器、香料、茶葉等生意，成為17世紀世界最大的貿易公司。西班牙同樣不甘其后，除了販售巧克力和新大陸的白銀，還用大帆船裝載著中國瓷器，經墨西哥，穿越大西洋，最后在西班牙塞維利亞上岸。到了169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控制了亞洲的國際貿易，瓷器成為英國貨船上必不可少的商品。幾十年后，美國逐漸崛起，1784年，第一艘美籍商船抵達廣州，期望在瓷器貿易中分一杯羹。

用騎兵換瓷器 薩克森選帝侯兼波蘭國王奧古斯都二世，是個瘋狂的“瓷器熱病”患者，他擁有20個房間的瓷器收藏，根據1720年的統計結果，他個人收藏總量多達57000件。當得知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手中有不少中國瓷器時，奧古斯都二世開出了驚人的價碼——用600個全副武裝的薩克森龍騎兵，交換127件中國瓷。圖中表現的就是他用騎兵換瓷器的場面。

“山寨”中國瓷 瓷器昂貴又不易獲得，在本土制造無疑是節省成本的最佳辦法。1710年，德國東部德累斯頓附近的邁森，成立了第一家生產硬質瓷的歐洲工廠，所制瓷器從形制到紋飾均效仿中國，圖中描繪的就是在同年舉辦的萊比錫復活節博覽會上，邁森瓷器首次亮相的情景。

中國瓷：財富的標志 除了收藏家，很少人會把瓷盤豎著擺進展示柜。不過，在兩三百年以前，情況卻大不相同。當中國外銷瓷傳入歐洲，它們的售價一度高得令人咋舌，據說16世紀時，如果想擁有一件中國產的紋章瓷，需要支付的價錢足夠買上好幾個奴隸。即便如此，歐洲王室顯貴依然對瓷器癡迷不已，在專門定造的櫥柜里，從底到頂擺滿瓷器，就是一個家庭社會地位和財富最顯著的標志。

西洋流行“瓷房子” 用大量瓷器裝飾宮殿的作法可能源于17世紀晚期的法國，圖為勃蘭登堡的腓特烈三世在柏林西邊建起的夏洛特堡中的瓷宮，修建時間大約在1701-1713年之間。整個陳列室約有60平方米，除去特別小的瓷器忽略不計，共有2600件瓷器，其中大部分來自中國。

“時髦女士的必備之選” 對18世紀的歐洲富人來說，用中國瓷器喝茶，是件非常有面子的事，他們喜歡把這些場景畫下來，一則顯示社會地位，一則方便接受他人的羨慕和夸耀。圖中這幅油畫來自18世紀的瑞典畫家Pehr·Hillestr?m。

豐收與歸航 貿易和殖民是歐洲海上擴張的兩大動因。自1595年起，荷蘭陸續成立了14家以東印度貿易為重點的公司，到1602年，為避免彼此過度競爭而導致的內耗，它們合并組成了著名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丁香、肉桂等商品的交易中一度享有壟斷優勢。圖中即為1599年回到阿姆斯特丹的荷蘭公司的艦隊。

英國的“三角貿易” 英國對華貿易長期處于逆差的不利局面，為挽回損失，18世紀末，英國采取了“三角貿易”的經濟策略，通過東印度公司，將鴉片銷往中國，再用賺回來的白銀購買中國茶葉。為鞏固這種貿易關系所帶來的巨額利潤，英國最終發動了鴉片戰爭。圖中女子手中揮舞著的就是代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旗幟。

到中國開創新局面 歐洲的宗教改革，使天主教會損失慘重。羅馬教廷期望通過向東方傳教，為教會贏得一個新局面。在此背景下，以意大利人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們陸續被派往中國，奠定了耶穌會在華的基業。右圖是清中期西方畫家筆下的浙江普濟寺，寺前的十字架表明此地正深受西方教會的影響。

瓷器——神的餐具 瓷器可以強身健體，可以試毒，可以治療牙病，可以止住鼻血……這些如今看來頗為荒誕的功效，在17世紀以前，卻被很多歐洲人深信不疑，以至于成為人人向往的圣物。圖為16世紀意大利畫家喬凡尼·貝利尼的作品《群神宴》，眾神在林泉之間開懷暢飲，畫面中的三件中國瓷盤，分明帶有圣潔的含義。

“走，去中國商店逛逛” “中國熱”風頭正勁時，想要通過購買瓷器來體會中國情調的歐洲人著實不少。從右圖可以看出，即便到了19世紀，去中國商店購買瓷器，也依然是很多歐洲富人的一大嗜好。

第一件歐洲硬質瓷 1708年，煉金術士伯特格爾意外地發現了制作瓷器的秘密，他用高嶺土和雪花石膏混合，取代中國景德鎮使用的瓷石，成功燒制出堅硬的白色瓷片，右圖中表現的就是第二年他在實驗室燒造硬質瓷器的場景。

歐洲的畫工作坊 十八、十九世紀，雖然歐洲本土已經有了屬于自己的硬質瓷器燒造工廠，但質量上還稍顯幼稚，中國外銷瓷依然是市場上最暢銷的產品。不過，在瓷器的表面裝飾上，歐洲已經不再完全依賴中國，為了更好地適應本土消費者的需求，歐美客商會把一些中國瓷器帶回國內，聘請本國的陶瓷彩繪師，補繪圖案。左圖中描繪的就是倫敦托馬斯·巴克斯特作坊的畫工在瓷器上增添裝飾的情景。

從“抄襲”到創新 早期的德國邁森瓷努力模仿中國，從器形到紋飾幾乎全面“抄襲”中國瓷器。不過，歷經300多年的發展，這種中國痕跡越來越少，如今的邁森瓷已經擁有23萬多個種類，并憑借著高貴典雅的釉色，成為歐洲瓷器市場上的寵兒。

荷蘭人的“青花瓷” 以生產玻璃和琺瑯聞名的荷蘭，在瓷器燒造方面，比其他歐洲國家更具優勢。自17世紀起，臨近海牙的小城代爾夫特就開始專門生產模仿中國青花瓷的白釉藍彩陶器，其產品在歐洲市場頗受好評，以至于“代爾夫特”（Delftware）已經成為這種特色陶器的代名詞，中國瓷落寞了。

給瓷器鑲金帶銀 是瓷器金貴還是黃金金貴？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會顛覆很多人的想象。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外銷瓷展上，有不少像圖中這件法式座架執壺一樣添加了金銀配飾的瓷器。14-18世紀，黃金儲量并不寬裕的歐洲人，竟舍得為這些遠道而來的中國瓷鑲金帶銀。

一瓶兩用 這是康熙年間燒制的青花雙頸油醋調味瓶，瓶內被隔出兩個獨立的空間，油和醋可以分別從反向的兩個細頸中倒出。這種結構模仿自西方的玻璃器，應是景德鎮的瓷匠按照歐洲客商提供的樣式定制的。大約在1700年前后，荷蘭人又為它加裝了銀配件。

是貴婦還是觀音 右側這組版畫是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法國人羅伯特·博納特的設計作品，女士們的裝扮代表了17世紀末法國的流行時尚。江西景德鎮的瓷匠又把她們的形象“搬”到了左側這件出口歐洲的青花蓋罐上，不過，這種臨摹依然帶著濃厚的中國氣質，仔細觀察，梳著高發髻的女士竟與觀音菩薩多有神似。

誰是主角？ 左圖中，耶穌正接受傳教士約翰的洗禮，處于畫面正中的他，不管從構圖還是《圣經》的記載來看，都是這個事件的主角。不過，中國工匠顯然對西方文化知之甚少，在搬到右圖的青花餐盤上時，施洗者反成主角。

瓷器裝飾的“二重奏” 為了滿足本土客戶的需求，大約在18世紀，歐洲畫匠嘗試在素面瓷或者沒有多少裝飾的中國瓷器上，按本地暢銷的樣式補繪圖案。這兩件瓷瓶在中國原產地就已經完成了礬紅彩繪的步驟，到了荷蘭阿姆斯特丹，當地畫工又在其中一件瓷瓶上，加繪當時歐洲流行的日本柿右衛門風格的彩繪圖案。

怪異的多頭蛇紋章 右圖為景德鎮生產的青花瓷碗，碗壁四周有四個盾形紋章，圖案由男女人頭和多頭蛇組合而成，人們目前還不清楚這個標志的具體含義，但在1638年完成的一幅荷蘭油畫里，我們見到了一件相似的瓷碗。

插郁金香的五口瓶 右圖是一件英國產的青花五口瓶，說是“青花”，其實只是一件錫釉陶器。瓶身上淡藍色的建筑圖案，帶有模仿中國風情的痕跡。這種五指形多口瓶起源于土耳其，通常被用來裝飾桌案（見左圖）或插放郁金香。

為主教“量身打造”的瓷盤 牧師威廉·塔爾伯特在1699年成為倫敦主教，他于1690-1710年間，在中國景德鎮定制了這件青花餐盤（大圖），并要求瓷工在盤內中心位置畫上自己的紋章，紋章圖案則仿自小圖這張他本人的藏書簽。

當東方遇見西方 圖中的兩件瓷器，是18世紀歐洲人在宴會上用來盛開胃湯的湯碗。右邊這件由英國倫敦切爾西瓷器廠燒造，左邊這件則產自江西景德鎮。前著學習了后者的制瓷技術，后者在造型用色上盡量向前者靠攏，它們左右相伴，恰恰展示了東西方在瓷器制造上彼此模仿的歷程。

圖為意大利中國風室內裝飾壁畫，紡織商人正在兜售一匹美麗的中國絲織品。供圖／Villa Vallmarana

“中國風”對歐洲藝術設計影響知多少 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的藝術設計者為了追逐“中國風”浪潮，開始對中國外銷品進行仿制，或者將各種裝飾圖案添加到本土產品中，但各個領域產品所受影響程度深淺有別，其中對陶瓷業影響最大，下圖可見各領域產品在哪些方面借鑒了中國外銷品，以顯示其影響程度。

十七、十八世紀中國風藝術品在歐洲的遺存 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國家先后在一些領域展開了“中國風”設計，產生了大量的中國風作品。但由于時尚變遷導致的產品淘汰、戰爭與革命的破壞，以及歲月的自然侵蝕等，僅有少數保留至今。其中可移動的精品多保存在相關博物館或私人收藏家手中，較難移動的實物遺存，多采取了原址保護的辦法，現集納如下:

吸收華風再創造 音樂廳金色的圓形天頂，掛下來九只蓮花形狀的華麗吊燈，蓮花的每只花瓣上都刻畫了一位中國戲曲人物，有的是武將，有的是美人。吊燈是不折不扣的西方物品，但布萊頓宮宴會廳這只吊燈，從蓮花形狀到人物紋樣卻都是中國的。

攝政風格 這幅畫像中志得意滿的人物就是英王喬治四世，該畫繪于1816年，當時他尚未登基，但攝政王的身份足以讓他大講排場，尤其是緊鑼密鼓地加緊修建布萊頓宮，這座奢華的宮殿，外表是具有印度莫臥兒風格，但內裝修卻充滿中國風情，這種肆無忌憚混搭東方的藝術，被后人稱為“攝政風格”。從下面的布萊頓宮結構示意圖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宴會廳、交誼廳和音樂廳的剖面效果，三座大廳是布萊頓宮的主體，也是展現“中國風”的大舞臺。

從布萊頓宮結構示意圖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宴會廳、交誼廳和音樂廳的剖面效果，三座大廳是布萊頓宮的主體，也是展現“中國風”的大舞臺。

宴饗“中國” 桌上的燭臺、杯盤、刀叉依舊各就其位，紫紅天鵝絨包面的座椅列隊整齊，當年喬治四世經常在這里大排筵宴。重達一噸的龍爪蓮燈，裝飾著中國寶塔的漆板，以及繪制著清式服裝的中國人物壁畫，處處流露出喬治四世對東方帝國的傾慕。

龍之想象 布萊頓宮中隨處可見的龍形，既顯輝煌，又顯獰怖，它們何以給人留下如此印象？因為這些龍是奇特的混合體，雖然擁有東方龍的蛇狀身體，卻鼻上長角，有一些還長出翅膀，連龍的神情也顯出邪惡，這都會讓人聯想到暴力魔性的西方龍。

歡快的和享樂的 布萊頓宮反復呈現那些充滿中國氣息的人物和事物，挺拔的“中國竹”不僅被做成通往宮殿二樓的樓梯欄桿，也出現在樓梯旁的壁紙圖案中。另一個常見元素是中國風俗畫，左圖中的宴會廳壁畫即屬此類，陪孩子嬉戲金魚的母親，讓人聯想到迷人的巴黎貴婦，充滿閑情逸致。在18世紀歐洲人的想象中，中國除了莊嚴堂皇之外，還是歡快的和享樂的。

多元的合唱 在左頁圖中，山毛櫸木與竹子制的塔狀多寶格，自上而下陳設著“滿大人”雕塑、斯波德陶瓷罐和獅子像。它們雖然同為歐洲模仿東方的作品，但從題材到材質都迥然不同，且被生硬堆砌在一起，中國風設計者的簡單和盲目，一目了然。右圖兩只青花陶瓷繡墩，則被隨意擺放在某一房間的過堂處。

被冷落的中國建筑 音樂廳內陳設著一座中式玲瓏寶塔，它是模仿英國最著名的中式建筑——“丘園中國塔”而做，那座丘園塔算得上接近真實的中式建筑，然而對中國塔的喜愛卻是歐洲模仿中國建筑的孤例，實質上的中式木構建筑并沒有在歐洲大行其道，它們是被冷落的對象，布萊頓宮的外形，即采用了印度樣式。

黯然落幕 鏡前擺放的白瓷觀音，懷抱小童，與圣母像倒有幾分相似。觀音像前全無香火，自然多了陳設的味道。這就是中國風設計，方方面面流露出對中國情調的混淆和曲解，這種不倫不類的藝術，當然會隨著東西方的日益接觸而衰落、消散。

有人說，收音機博物館濃縮了一部近現代歷史。從它里面，我們可以看到輝煌的科技史、藝術裝飾史以及社會變遷史。這部標準型四號3-37359型收音機生產于1939年，當時日本入侵我國東北三省，通過大量制造收音機、建立廣播電臺來灌輸所謂的“大東亞共榮”。這部機子的刻度盤中，可以看到當時的日本地圖已把東北三省、朝鮮半島劃入其國土區域，是日本侵略我國的鐵證。

上圖是生產于1900年-1905年的礦石接收機，在真空電子二極管尚未發明之前，它是最廣泛使用的無線電波接收機，是收音機萌芽階段的代表機型。當時收音機尚未有擴音功能，故需配備耳機才能聽到微弱的語音信號。下圖的“at waten kent radio 40”直放式七燈收音機，1918年-1925年由美國生產，為電子管發明以后的第一代最高端機型。

圖為1950年4月，北京市民聚集在收音機旁，認真聆聽新頒布的、廢除了舊式婚姻制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那時，收音機是大部分百姓了解國家大事的唯一渠道。

博物館的鎮館之寶——熊貓1501特級收音機，生產于1959年。除了能夠收音、播放電唱片外，它還罕見地設置了當時在中等城市廣播電臺都沒有的磁帶錄音功能，屬于收音機的頂級機型。此型號的收音機曾作為國禮贈送給外國元首，國內也只有少數的正部級以上官員才能使用。

1962年的上海L-601A型機上還特別設置手搖發電把，來應對供電不足的難題

守衛海島的戰士們在收聽新發布的“最高指示”(供圖／CFB)，收音機上還寫有“以島為家，以苦為榮”的豪邁之語。這是當時收音機的時代特色，一如上圖的上海163-5型收音機上的那句林彪“語錄”。

1960年，一臺集收音機、電視、錄音、電唱的“理想”機型被設計出來。這個近一人高的大家伙，展示了建國后無線電設計師們的雄心壯志，可惜這臺機子只作為樣品展出，并未實際銷售（供圖／CFB）。

收音機博物館的藏品集萃。

1983年的藏北賽馬會上，牧民們爭先恐后地將新式的收錄機放在格薩爾演唱會的舞臺邊，錄下喜愛的節目。那時，以錄音為主的收錄機逐漸走紅，收音機的輝煌歲月一去不返。

焦爐謝幕 曾經的功勛焦爐冷卻了，仿佛一個舞臺，承托著來此惜別老廠的工人們。火紅的焦炭從這些爐口傾瀉時的壯觀，在他們記憶里發酵。

記憶未冷 鑄造車間里從未集中過這么多鐵水包。當年，化鐵爐放出上千度的鐵水，倒入這些桶狀的鐵水包，然后由人挑著朝砂模一傾而進，凝固之后便成為零件毛坯。熱，在停產以后的車間里散去，只有夕陽從縫隙透下，“模擬”著鐵水的光亮。

首鋼人 他們是讓一代人羨慕的首鋼工人，曾經昂首走在國慶檢閱隊伍的首鋼方陣里。他們是高爐崗位的普通一員，汗水以斤計算，不上班的日子，汗毛孔也往外“流”煤粉。他們榮耀，他們辛勞，未來的工業遺產里該怎樣刻下他們的印記？

高樓與高爐相伴 近百年前，首鋼從石景山麓一片空地起步建設，到上世紀50年代，周圍仍很空曠

高樓與高爐相伴 首鋼廠區日漸密集的工業高爐、煙囪，漸漸成為附近的制高點。而今它又被密集的高樓擁抱懷中，變得不那么凸顯。不過，一座城市難免抱怨它的吞云吐霧，而污染還只是種種不愉快之一，大片廠區還橫阻了區域交通網。停產后的廠區如何更好地融入當地，值得期待。

老建筑之殤 圖中這座與廠史同齡的“小白屋”。

老建筑之殤 “1939年”幾個字清晰地留在車間外墻上，展示著建筑的古老。

老建筑之殤 走進車間內部，建筑構件上的鉚釘、喑啞了的大喇叭，烙印出多半個世紀的歷史。可惜在2009年，它們全都被拆除一空，取而代之的是正在建設的住宅樓工地。好在廠區還有不少歷史建筑被強制保留下來。

有憂有喜 首鋼開啟搬遷之路，其中有憂更有喜。左頁圖中的煉鋼車間，見證了上世紀末首鋼最輝煌的日子，但百年老廠受到空間局限，拖慢了首鋼發展的腳步。可喜的是，首鋼陸續在北京以外建起幾家新廠。

首鋼秦皇島中板廠內的軋機設備，更加先進。

長長的停產倒計時 圖中的5號高爐率先在2005年熄爐。

長長的停產倒計時 圖中的盤條則由2010年最后出產的鋼水軋制，當班工人拿出手機為這特殊的產品拍照。首鋼人依依不舍地與這些朝夕相處的老伙伴告別，他們懷念著它的過去，也牽掛著它的未來。

工業遺產的藝術細胞 幾乎在工業活動停止的同時，老廠就暗暗滋生著一種新生命力。四高爐暫時廢棄的廠房墻上，不知何時布滿了涂鴉，搶眼的色塊，抽象的線條，看似隨意的內容，透著時尚。是不是說工業遺產天生就與藝術、文化有緣？

啟動未來能量 2012年9月，老首鋼主廠區開了第一屆“首鋼燈光節”，涼水塔變身為巨型水幕，演繹著新奇的光與影，工業遺跡讓人耳目一新。

啟動未來能量 在首鋼規劃辦公室可以看到一份新規劃，從中可以窺見，一片以文化創意為核心的“高端產業綜合服務區”，將令首鋼遺址新生。

先行號 真正完成首鋼的大型工業遺跡改造，可能需要八到十年的時間，在此之前，與它的親密接觸會一點一滴地展開。圖中這輛由運送生產原材料和鋼材成品的小火車首先“轉崗”，乘坐它可以順著鋼城的大動脈、主產區行走一圈，它的名字也起得耐人尋味——“先行號”。

圖為1935年正在興建中的交通銀行南京分行（供圖／秦風老照片館）。梁士詒是交通銀行的創始人，進入民國以后，梁士詒倚靠自己的權勢，把交通銀行打造成中國最現代化的金融機構。20年代初，梁士詒應邀出訪歐美，受到了西方國家政府的隆重招待。1924年7月21日，梁士詒在華盛頓拜訪美國總統柯立芝。

圖為梁士詒走出總統府時的留影。

這張有趣的“騎河樓”合影，正如這些北洋耆宿的身世，一半是前清的改革派，一半是民國的保守派。照片中左起第六人倚靠橋柱者即為梁士詒。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赴法國助戰的華工，正在列隊等候。1916年，鑒于中國戰時“中立”，梁士詒與法國商定，不由中國政府出面，由他自掏腰包成立的“惠民公司”出面招工，招聘華工出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富有遠見的行為，為中國在一戰中的國際形象加了分。

清末郵傳部鐵路總局直轄鐵路圖

讓出總統位置的孫中山，轉而投身實業建國，但他的經驗遠不及交通界的元老梁士詒。圖為1912年9月6日，梁士詒陪同孫中山視察京（北京）張（張家口）鐵路時的合影。前排右四起：梁士詒、孫中山。

1913年，上海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的萬國儲蓄會里，中國儲戶正在排隊存款。

萬國儲蓄會由法國人于1912年10月設立，以有獎儲蓄的方式吸納中國民間游資。為了與外資金融機構競爭，執掌北洋政府財權的梁士詒，對中國金融體系進行了深入改革，例如統一全國貨幣。上圖的交通銀行發行的一百元紙幣，即這一改革的成果（北京首都博物館藏 攝影/孔蘭平）。梁士詒還親自督造民國“標準銀元”，俗稱“袁大頭”。左圖即為有袁世凱簽名的共和紀念版標準銀元，現藏于中國錢幣博物館。攝影／陸崗

圖為北洋官員在做祭天儀式前的準備工作。在袁世凱和袁克定的威逼之下，梁士詒被迫贊同袁世凱稱帝的運動，這成為他終生唯一的污點。從照片中一名帶眼鏡的年輕官員來看，參與帝制的籌備者，應該不乏受過西學教育者。梁士詒或許是眾多被脅迫者中的一員。

1918年11月13日，在北京西什庫天主教堂，參議院院長梁士詒帶著驕傲的神情出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慶典。1916年，正是在梁士詒的主持下，中國參與協約國陣營，使中國成為戰勝國。

第15幅 《郊勞回部成功諸將士》銅版局部 王致誠（繪） 羅?巴（刻） 西方銅版藝術與中國歷史的結合 圖為《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組畫中的一塊印刷銅版。根據《周禮》，為天子征戰四方的凱旋將士，天子要在國都郊外迎接，并為他們舉行盛大的凱旋儀式。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全圖

野蠻而真實的廝殺 乾隆二十二年（1756年），清廷徹底擊敗了準噶爾貴族叛亂。但是，曾經依附于準噶爾的回部宗教貴族大和卓波羅尼都、小和卓霍集兄弟在新疆南部叛清自立。翌年6月，清軍攻占南疆門戶庫車。1757年4月，叛軍殘部退往鄂壘扎拉圖山嶺。清軍定邊將軍兆惠派明瑞、安泰、瑪瑺等人率軍晝夜追擊，于16日黎明在鄂壘扎拉圖山口追上敵人。當時，清軍僅有五十人。大將瑪瑺把五十人分為兩路，一路包抄敵兵退路，一路沖進敵營。最終清軍以少勝多，大獲全勝。 這幅畫的構圖，在全套銅版畫中具有代表性。畫家并沒依照西方科學透視法則，而是運用中國畫特有的距離壓縮技巧，使近景與遠景同時在連續的地平面上呈現，擴大了畫幅所容納的空間。這樣的構圖，為每個戰役設置了遼闊的戰場，也限定了激戰場面就在前景與中景，使畫面多元而豐富。 《鄂壘扎拉圖之戰》畫面內容為清軍蕩平一處叛軍的營地。只見遠處幾座叛軍帳篷已被清軍占領，部分清軍又向另一處營帳進攻。叛軍在奔逃的同時，還轉頭看著追砍他們的清軍，張開的手掌高高舉起；倉惶的叛軍從倒塌的帳篷中逃出，甚至來不及穿上衣服。這種肢體動感與表情渲染是傳統中國畫不能企及的。文藝復興以后，西歐戰爭畫的傳統之一是描畫士兵的個性，比如，以士兵的骷髏，表現死亡；或是士兵疲憊的行旅過程。上圖的細節，就是這種傳統的體現。 值得一提的是，中景里，有數名清軍從敵方混亂的營壘中，牽引著駝、馬牲畜回到清軍陣營。這種搶奪戰利品的情節，在傳統中國戰爭畫中也從未出現，但這是戰場的事實，也是個重要的歷史細節：“西師”以騎兵戰為主，騎兵的關鍵是一人多馬，清軍俘獲敵人的軍馬，相當于削弱敵人，壯大自己。

第2幅《格登鄂拉斫營》 郎世寧（繪）1765年 波勒佛（刻）1769年 騎兵是戰場之神 　　《格登鄂拉斫營》是這套戰圖中最有名的一幅。斫（zhuó）的意思是“砍伐”，“斫營”就是突襲敵營。 　　17世紀中期，準噶爾帝國三位可汗爭奪統治權，國勢衰微。再加上始于乾隆十八年（1752年）的大饑荒，使西北地區餓殍遍地，人獸相食。清高宗決心趁機徹底消滅準噶爾。乾隆二十年（1754年），清高宗力排眾議，出兵天山。準噶爾可汗達瓦齊率領萬余人，退至伊犁西南一百八十里的格登山，打算誘敵深入，據險頑抗。 　　乾隆二十年（1754年）六月十四日夜，清軍派準噶爾降將阿玉錫率領22人的偵查小分隊，前往達瓦齊營探聽虛實。阿玉錫等人見敵軍毫無戒備，便當機立斷，僅以二十余人突入敵營，放槍吶喊。叛軍遭到突然襲擊，不知虛實，驚恐萬分，自相踐踏。山下清軍趁機包圍追擊，達瓦齊僅率親兵落荒而逃。本頁上圖是《格登鄂拉斫營》圖全局，圖中右側有騎兵上山的畫面，表現的就是小分隊悄悄上山的情景。格登山一戰，清軍基本瓦解了準噶爾叛軍。阿玉錫立下赫赫戰功。

圖為清高宗令郎世寧為阿玉錫畫的肖像——《阿玉錫持矛蕩寇》（供圖／臺北故宮博物院）。

第4幅《和洛霍澌之捷》局部 王致誠（繪）1766年 羅 巴（刻）1774年 圖為《和洛霍澌之捷》的局部，畫中士兵是回部叛軍，叛軍手中的槍被他們稱為“圖拉”。北京故宮博物院聶崇正老師認為，“圖拉”是對俄語外來詞的音譯，它是一種燧發槍，比清軍裝備的火繩槍先進。圖拉是俄國中部的地名，自古便是俄國著名的軍火生產地。回部騎兵用俄制武器來對抗清軍騎兵的弓和矛。

圖為《黑水解圍》圖的局部。畫面近處的山坡上，趕來救援的將軍明瑞正指揮炮兵向山下密集的叛軍猛烈轟擊。清軍點放的小炮，是繳獲叛軍的西式輕型炮。《大清會典圖》稱之為“回炮”。與中國炮青銅材質不同，“回炮”炮身為鐵質。這種炮以燧石機關擊發，射速較高；發射“用藥一兩一錢，鉛丸二兩二錢”；有效射程“一百四十大步”。而且，“回炮”比清軍野戰的制式炮——“紅夷炮”重量輕，炮身配有專門的木鞍，以駱駝馱載。畫面前景中的駱駝背上的“X”型物，即為炮架。因此，“回炮”有著極強的機動性，能夠給予步兵及時有力的支援。

第7幅《黑水解圍》 郎世寧（繪） 羅?巴（刻）1769年 輕巧的自行火炮 乾隆二十三年（1757年）十月初，定邊將軍兆惠率領的三千清軍被兩萬回部叛軍包圍在黑水（葉爾羌河）東岸，雙方相持近三個月。時值天寒地凍，彈糧幾絕。待清軍援兵趕到時，兆惠立即組織突圍，里應外合，擊敗叛軍。圖為記錄當時戰況的《黑水解圍》。

圖為紫光閣《平回五十功臣圖》中的兆惠像。

第8幅《呼爾滿大捷》 安德義（繪） 圣都本（刻） 冷熱兵器并用的年代 就在《黑水解圍》圖那個戰役發生的同時，叛軍在黑水以東的呼爾滿阻截清軍援軍，清軍便與敵展開陣地對攻。圖中真實地還原了18世紀清軍的野戰戰術：近距離，即50米左右，屬于冷兵器格斗范圍，清軍用嫻熟的騎射沖鋒來解決；遠距離，100米以上，是火槍和“回炮”的密集轟擊范圍。

圖為清軍軍陣的復原。畫面從左到右依次為火槍手、炮隊和騎射手，火槍手前面兩翼有騎射手掩護，回炮”居中，四周有火槍手環繞保護，騎兵弓箭手在前，火槍步兵和“回炮”伴隨騎兵沖鋒。騎射手充當“尖刀”，進攻時，有沖散敵人隊形、截斷敵人后路的作用；撤退時，能夠頂住敵人進攻，掩護火槍手和“回炮”撤退。

圖為《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的局部。

圖為《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的局部。從圖中可見，清軍追擊叛軍進入了山區，陡峭的山勢使清軍放棄了火炮和騎射，改用火槍手主攻。

卷葉放歌 只需一根竹管，一片翠葉，天籟之聲便回蕩在廣西瑤山。在地處中越邊境的大山里，人們至今仍用這種葉子卷成的原始吹奏樂器來傳情達意。它是農事豐收的號角，稻谷不熟吹響了會影響收成；它也是戀人幸福的歌詠，七夕相會的甜蜜信號。它的音律就如它的名字一樣悠揚而嘹遠——“喃嘟嗬”……攝影／劉小明

舂新米 喜洋洋 “咚咚、嗆嗆”，伴隨著木杵與舂桶撞擊出的有力節奏，盛裝的黎族女子團團起舞。在海南五指山下的“合母制”地區，“舂米舞”自古流行，黎鄉人不僅在勞動中舂米助樂，也用它傳遞婚慶信號，還能通過敲擊舂桶聲音的大小強弱，比較陣勢、競出勝者，為村寨增光。 攝影／范菁

清代揚州八怪之一羅聘，在這幅名為《冬心先生蕉蔭午睡圖》（摹本）的畫上，將自己的老師，同為揚州八怪之一的金農，描畫成了赤裸上身的模樣。這是為何？金農的好友丁敬，看到畫中金農身后的芭蕉樹下還有一打盹的童子，戲謔此畫是否是暗示老友有斷袖之癖？事實上，羅聘想的沒有這么復雜，除了寓意老師不為世俗羈絆，更是暗示了金農作為畫家的身份。（為了突現畫面主體，本刊對此圖進行了處理）供圖／揚州羅聘故居

看過羅聘描繪赤身裸體的老師，再看這幅晚清畫家任伯年為友人吳昌碩繪制的《蕉蔭納涼圖》（局部），會發現二者極為相似。任伯年似乎很喜歡羅聘的這種模式，又或許是參透了羅聘以赤身暗示畫家的玄機，在另一幅《蕉林避暑圖》中，他的前輩畫家張熊，也被其描繪成赤裸著上身，拿著蒲扇，在芭蕉樹下乘涼。

每年春節聯歡晚會的高潮，在零點倒數之后，主持人都會與觀眾歡呼慶祝新的一年到來，同時迎接新一年的生肖。可是生肖的交界真的是春節嗎？不然。若嚴格按照傳統計時理論，生肖應以立春日來劃分。這可苦惱了在立春日與春節之間那幾天出生的人，每次跟人解釋自己的生肖，都要多費一番唇舌。

侵華的錯誤政策，不僅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正如石原莞爾預測的那樣，也把日本拖入戰爭泥潭。隨著戰事陷入僵持，日軍傷亡愈加慘重，中國成了許多侵略者的不歸之地。圖為1940年湖北棗宜會戰時的日軍墓地。

照片上的日軍正在檢查炮彈。他身旁的標牌上，有用漢文、滿文和新蒙古文（使用俄國西里爾字母）三種文字標識的“迫擊炮彈”字樣。這些文字，表明將會有蒙古族和滿族的偽軍使用炮彈。“九·一八”事變后，滿洲國成了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后方基地。

圖為日本陸軍中將石原莞爾。石原莞爾曾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日本陸軍大學。此后，他長期從事日本侵華策略的研究。同時，他也是“九一八”事變的實際策劃者。他幻想依靠中國大陸的資源，與美國進行一場東西文明間的大戰。因而，在對華侵略問題上，他主張穩扎穩打，而不是全盤推進。

在日本媒體常年狂熱的侵華宣傳下，日本民眾積極支持軍隊的法西斯擴張。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從國內派遣第一師團赴中國參戰。左圖為日軍出發時，日本民眾熱烈歡送的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