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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為吳金鼎在《平陵訪古記》中標示的“龍山附近古跡約略圖”。攝影／張慶民

圖為墓中出土的一對水陸攻戰紋銅鑒，器身頸和腹上分布著紫色金屬鑲嵌的紋飾，從其拓片可看到，上面分三層描繪了水陸攻戰的激烈場面，被發掘者郭寶鈞先生稱為是“至今尚為中國唯一的最早的一種戰況寫實圖”。

亭亭玉立如大鳥 東夷精神的DNA 在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收藏的陶器中，體態最為優美的可能就屬“陶鬶”了。它擁有飽滿的袋足，器身纏繞著弦紋、點綴著鉚釘狀裝飾，長長的流宛如鳥喙，整體則更像亭亭玉立的大鳥。以出土于山東省日照市兩城鎮遺址的黃陶鬶（攝影／謝田）、紅陶鬶（下圖?供圖／石釗釗）為代表，這類龍山時期的典型陶器，帶著東夷鳥圖騰的DNA。圖為新石器時代 龍山文化 黃陶鬶?“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從上圖可看到其腹內底部的24字銘文，記載著墓主“陸”陪同衛君到西周王都述職并受到周王賞賜的事情，由此可看到西周早期衛國與周王室的密切互動。 供圖／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圖是北京中南海居仁堂舊影，當時曾為京師圖書館館址之一（供圖／FOTOE）。

內閣大庫檔案流轉圖示 內閣大庫檔案種類豐富，包括題本、奏本、揭帖、票簽、批紅、起居注、實錄、試卷、榜文等。內閣大庫檔案出庫時，不止“八千麻袋”，民國時期政治局勢多變，大量檔案也面臨著遷轉的命運。這張圖表梳理了內閣大庫檔案遷臺的關鍵事件以及內閣大庫檔案的整體流向。

殷墟甲骨的圣地 中國考古學的搖籃 本圖和下圖分別是殷墟王陵和宮殿宗廟遺址。1928—1937年，史語所在此進行了15次考古發掘，出土2萬多片甲骨和其他眾多文物。這是第一次由中國學者完全獨立主持的考古工作，也為中國考古事業培養了幾代人才。 攝影／王海勇?丁俊豪

題本奏事流程 題本作為匯報例行日常政務的文書，明初已經出現，沿用至清光緒末年。一位乾隆年間外省官員，通過一份題本向朝廷奏事，題本經過哪些程序，他才能收到朝廷的決定？

圖為現藏于朔州馬邑博物館的塔剎與臺北歷史博物館的塔身。1995年，臺北歷史博物館典藏組主任黃永川致函崇福寺文管所，稱“現階段雖未能璧合，但該塔之價值并不會因頂身分離而遜色”。此后兩岸專家多次為復制事宜進行交涉，但都未能功成。塔身 臺北歷史博物館藏 攝影／動脈影

圖為郭葆昌家人捐贈的清乾隆仿古銅彩花觚（攝影／西酉）。它們豐富了故宮清官窯瓷器的收藏序列。

國強氣壯 跨國追索高價值文物 圖為曾伯克父銅盨，是2019年中國從日本成功追索的曾伯克父青銅組器中的一件。該組器是春秋早期曾國高等級貴族墓葬出土文物，2012年被犯罪分子倒賣出境，被認定為國家一級文物，現藏于湖北省博物館。銅盨的器身、器耳被先后鑄造，再組合安裝，體現了先秦高超的青銅鑄造工藝。 攝影／泓伊

宮殿宗廟遺址

圖為順治年間田昇龍巡按廣西時，領到的精微批文。清 《都察院給御史田昇龍精微批文》?史語所藏 攝影／施銘成

身首分離 千年石塔難合璧 圖為曹天度塔底座，正面是兩個比丘奉獻蓮花盤中的摩尼寶珠，兩側有蓮花與吼獅。

楊銅中不乏青銅重器，如獸面紋大鉞（攝影／陳斯飏），全國也僅有數例。獸面紋大鉞 故宮博物院藏

近代以來，日本以非法手段從中國掠走文物無數，其中大部分并未歸還，比如東京國立博物館中的大量中國文物。唐代的“寶慶寺塔石刻造像”，即是晚清時期日本人岡倉天心和早崎梗吉從中國西安寶慶寺盜購的。右頁圖為其中一件“如來三尊佛龕”（攝影／蘇李歡），為一佛二菩薩像，雕刻精細，體態協調，石龕上方中央刻畫著人首鳥身的佛國神鳥迦陵頻伽，兩側則各有一尊帶有道教風格的騎鶴仙人像。

打包轉運 “小眾”文書也兼顧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故宮博物院擔憂文物的安全，準備遷移文物。圖為打包裝箱的內閣大庫檔案（供圖／FOTOE）。

青銅鑄編鐘 帝王傳御筆 圖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虢叔旅鐘。西周晚期，虢叔旅曾為父親鑄編鐘一套，此為最大者。故宮午門“照見天地心”展覽展出此鐘時，背景可看到崇禎皇帝御筆“思無邪”。兩件藏品都是清宮舊藏。清宮文物與宮廷建筑密不可分，只有保存在紫禁城內，才能展現出文物的真正價值。 攝影／柳葉氘

審判戰犯 返還不義之財 圖為1948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首要戰犯宣布判決的情景（供圖／視覺中國）。日本向被侵害國返還包括文物在內的財產，是審判戰犯之外的又一個重要議題。

圖為1400號大墓出土的青銅人面，單眼皮，寬顴骨，十分寫實。在它背后鑄接有六根柱狀物，故非面具。又因與寢小室盂等盥洗器一起出土，學者推測其原掛在商王的盥洗間里，但具體用途不得而知。這些文物如今均藏于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的展柜中，展示著商王朝的氣象。 攝影／施銘成

內閣大庫存有少量奏折，圖為乾隆五十四年兩廣總督福康安的奏折原件，因歷年久遠，底部有所破損，但字里行間可見乾隆帝的御筆。順治朝，即將赴任的巡按御史，都察院會頒發一道精微批文，文書上寫明了差委緣由，到任所比對字號后，方能就職。清 《兩廣總督福康安奏折》?史語所藏

雙墓、四壺三家博物館 琉璃閣甲乙墓是一對相距4米的春秋時期夫妻異穴墓。甲墓較乙墓稍大，應為男性墓葬，墓中出土有2件蟠龍紋方壺，如今都藏在臺北歷史博物館，圖所示即其中之一。

三批即末批 故宮新局面 1949年初，故宮院長馬衡（供圖／FOTOE）致信教育部政務次長杭立武，婉拒南飛赴臺要求，并提出故宮文物不再遷臺的希望。

翠玉屏風 被汪精衛出賣的國寶 這是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代翠玉屏風局部，精致的木雕框架中，鑲嵌有48面碧玉薄板，散發出特有的“白底青”光輝，其上精心雕琢著花鳥樹石圖像。1941年汪精衛代表南京偽政權訪日時，曾將其作為禮物“贈送”給日本天皇，于戰后被中國成功收回。

罕見的特例 刻在鹿頭上的事件 商人占卜記事，通常在甲骨上契刻文字。甲骨一般指龜甲和牛骨，而圖中這件卻是殷墟出土的唯二帶刻辭鹿頭骨之一。上面殘存10余字，“戊戌，王蒿田……文武丁……王來征”，結合另一塊帶刻辭鹿頭骨，可基本還原整個過程：商王征討方國之后，回程在蒿地里田獵，用所獲獵物祭祀先王，并刻錄在獵物頭骨上。圖為商晚期 帶刻辭鹿頭骨?長22.7×寬20.2厘米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攝影／謝田

圖為琉璃閣甲乙墓（墓別未定）出土的青銅水器蟠螭紋龍耳鑒，現藏于臺北歷史博物館。

寫在標簽上的故宮史 1931年，日軍侵占東北，華北危急。1933年，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先農壇、國子監等處所藏部分文物，分5批南遷。但據研究者推測，仍有超過100萬件（套）文物被留在北平。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北宋定窯白釉花口碗（如圖），就是當時留在北平的文物。碗內壁貼有六個標簽，與碗底標號一起，講述了故宮近百年的滄桑歷史。 [熱]第二九三○三號 這件定窯瓷碗原存放于熱河行宮（即承德避暑山莊）。1914年，北平古物陳列所成立。將熱河行宮、各園林陳設物品，以及奉天行宮（即沈陽故宮）的古物，集中保存展覽，避免損毀流失。 第三⊥○號 此為古物陳列所文物的蘇州碼編號（第360號）。 留平物品新號 第11439號 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藏品被迫南遷，未能運走的文物留在北平，被重新整理編目。 廿七年復查 第38號 雜釉 1938年，對于留平文物進行了清點復查，并按文物門類編號。 故宮博物院點訖 所165[古] 1948年，占據故宮外朝幾個宮殿的古物陳列所，正式并入故宮博物院，此碗成為故宮藏品。 [延] 此碗入藏故宮后，曾存放于延禧宮文物庫房。 物名 宋定窯鐃碗 鑒定真 對文物的定名和鑒定。 故143091 1962年，故宮文物重新編號，碗底的“故”字，代表了1949年以前入藏故宮。

圖中的乾隆皇帝墨跡(下圖)和象牙雕九層塔，均為偽滿洲國“贈送”日本天皇的禮物。其中象牙塔為九層六面，內各坐一彌勒佛，雕刻精細生動，樣貌不盡相同，飛檐懸掛鈴鐺，更顯玲瓏精巧，深具清晚期南派牙雕的特色。

內閣大庫除了藏有關系政務運作的檔案文書，還有一些重要物件的草稿圖樣。清代修成實錄后，繕寫五份正副本，滿、漢、蒙文各一部，分別藏在皇史宬、盛京和內閣等處。皇史宬為“尊藏本”，故用織金龍的黃綢里夾包袱來裝幀。圖為史語所藏同治二年（1863年）的《皇史宬應用織金龍黃綢里夾包袱圖樣》（攝影／施銘成）。

刀與劍 墓主身份頗高 從1936年到1952年，輝縣琉璃閣一帶先后經歷了5次考古發掘，其文化遺存跨越了先商至漢代1600多年的時光。圖是琉璃閣甲墓出土的金柄銅短劍，現藏于臺北歷史博物館，或為墓主人隨身攜帶的防身之物，其質地與紋飾透露出所有者身份之尊貴。

華麗琺瑯彩 點亮珍寶館 北京故宮博物院珍寶館內，展覽著許多清宮造辦處奉旨制作的精美器物，它們都是未遷臺的文物精品。圖為清乾隆款琺瑯彩雙環瓶，仿漢代銅壺式樣，以金彩錦紋為地，上繪各色變形寶相花紋，體現了乾隆朝琺瑯彩瓷器繁縟華麗的風格。 攝影／西酉

清 乾隆墨跡?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為1934年，第九次發掘。考古地點從小屯轉向洹北侯家莊，發現了著名的“大龜七版”。此外，還為后續王陵的發現提供了線索；

各式文書 行政運作環環相扣 清代外省官員文書由驛遞運送，須在文書上貼兵部兵票。兵票為版刻印刷，滿文、漢文合璧，由兵部填寫并開具。文書運送過程中，沿途綠營須加以驗票，圖為光緒年間的兵部兵票。奏折為臣僚直接向皇帝陳事的機密文書，皇帝以朱筆批示，批示完畢交還本人閱讀，讀后交還清廷收存。

本圖所示，則是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商代后期青銅龍紋刀（攝影／劉兆明），為1951年發掘琉璃閣遺址時出土。細密的龍紋、線條凌厲的鏤空刀背，同樣顯示著器主的不凡。

文物珍寶 成了送給天皇的“禮物” 日本歸還文物中能稱得上精品的，多為明清器物。圖為明成化彩方尊，造型古樸大氣，仿青銅器而來，材料卻是當時流行的彩瓷。明成化 彩方尊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為1931年4月，第四次發掘。工作人員清理出一件鯨魚肩胛骨，可見商代交通已直達海濱；

圖為日本戰后歸還中國的漢代香具灰陶博山爐，因造型模擬傳說中的海上仙山——博山而得名。此器造型古拙，器物完整，屬于日本返回文物中時代較早的精品之一。漢 灰陶博山爐?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為史語所藏出土的唯一一件帶刻辭牛頭骨，記載帝辛獵得白兕之事（攝影／施銘成）。商晚期 帶刻辭牛頭骨?長52.5×寬27.5厘米

敕諭一到 立即行動 清代敕諭由內閣撰擬，鈐蓋“敕命之寶”印后頒發，敕稿存于內閣。上圖為史語所藏順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十六日的《招撫偽官并擒斬鄭成功敕諭》。清廷為擒獲鄭成功，要求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等地官員招撫投誠偽官，開出了破格升擢的優惠條件。 攝影／施銘成

圖為龍形玉佩，又稱“玉瓏”，青黃玉質，雙環以透雕法飾四虺龍交纏的紋樣。這兩件器物如今均藏在臺北歷史博物館。

被盜掘一空的殷墟還會有新發現嗎？ 1928年，史語所董作賓在安陽經過一番調查后，得出了“甲骨挖掘之確猶未盡”的結論，于是在所長傅斯年的決斷之下，殷墟的考古時代開啟了，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被迫中止。本頁老照片展示了當年史語所學者的工作情形，分別是： 圖為 1928年10月，第一次發掘。董作賓（右）和李春昱（左）正在測量繪圖；

居延遺址大發現 自1930年至1931年，貝格曼在額濟納河流域持續發掘居延遺址，長達近一年時間。北起A1宗間阿瑪、南至毛目約250公里之間，調查了數百處漢代障堡亭燧，并作了編號，至今仍為學術界所沿用。受時間和客觀條件所限，貝格曼的考古猶有未盡之處。1960年后、1972—1976年、1986年，甘肅省博物館居延考古隊又進行了數次勘察，獲得漢簡約2萬枚，習稱為居延新簡。本頁地圖據貝格曼記錄的“額濟納河流域的古代遺址”所繪，展示了漢代亭障分布情況，并闡釋部分遺址和發現。

甲墓墓主 以玉佩件為飾 琉璃閣甲墓出土的玉器，以單佩、組佩等裝飾性玉器及成組的樂器編磬為主。圖為其中的玉璜，在民國時期河南博物館所列的玉器清單中名為“殘珩”，是玉組佩的主干。

發現商王大墓 青銅重器紛紛現世 1934年第十次發掘時，史語所在洹河北岸的西北岡高地上發現商王大墓，此后總共發掘了11座大墓、1300余座小墓。考古學家胡厚宣在1004號商王大墓中發現兩個大方鼎，四面分別裝飾鹿頭和牛頭，精美生動，這尊牛方鼎是史語所殷墟考古所得體量最大的青銅器。商晚期 牛方鼎（后）?通高73.3厘米、重110千克 商晚期 鹿方鼎（前）?通高60.9厘米、重60.4千克

圖為甘肅簡牘博物館藏居延新簡《勞邊使者過界中費冊》，保存完整，是新莽地皇三年（22年）朝廷使者慰問邊地途經金關時的接待費用清單。新舊兩相看，不由得令人感慨居延漢簡的命運。 攝影／遺岕

乙墓出土了2件鳥獸紋方壺，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一件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上圖展示了1936年發掘時，這兩件方壺在乙墓槨室內與鼎、敦等青銅器伴出的情況（供圖／河南博物院）。

紅城子 約正方形，22×23米，保存良好。高7米、基厚4米、上厚2.8米，有矮城堞，城門位于南墻靠東部。建于漢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廢棄于東漢末年，是居延遺址規模較大且保存完整的障塞。 攝影／遺岕 F84

2000多年前的水器 87年前的照片 成立于1927年的河南博物館（今河南博物院），在建館之初就設立了技術室，專業負責文物攝影工作。如今，館內保存著23張輝縣琉璃閣甲、乙二墓的玻璃底片，圖翻拍自其中一張，是博物館工作人員在1936年10—11月發掘琉璃閣乙墓時拍攝的照片，后排穿長袍、戴禮帽者，是當時正參與考古發掘的許敬參和郭豫才（供圖／河南博物院）。

圖為收藏家彭楷棟捐贈的清代銅鎏金坐佛（攝影／動脈影）。彭楷棟先生向臺北故宮捐贈了金銅佛造像406件，涵蓋中、印、斯里蘭卡等國。類似的捐贈者還有很多。

空前絕后 商朝的檔案館 第十三次發掘的YH127坑，出土17096片甲骨，迄今仍是考古之最。從甲骨堆疊形態來看，這是被有意埋藏的，可謂商王的檔案館。為了永久保存其面貌，當時特意聘請一位石匠，選用漢白玉雕琢了甲骨堆積的模型（攝影／柳葉氘）。日本侵占南京時，曾被埋入地下，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西大灣城 與A35東大灣城隔河相對，但由于西大灣城緊鄰河畔，東南角被黑水沖毀。西大灣城南北210米，東西180米。貝格曼認為西大灣城是東大灣城的前哨，起拱衛后者的作用。但現存遺址為后代所建。 攝影／顧維鋒 K824

圖為其局部特寫

艱難時代 文物的守護人 從1933年到1949年，十多年間，上百萬件文物顛沛流離、動蕩不安，在遷徙路上卻未遭過大損失，離不開許多文物押運人的衷心奉獻。諸如杭立武、莊嚴、那志良等人。 繪畫／揚眉

銅佛捐入故宮 圖為北宋蘇軾所書的《寒食帖》（供圖／臺北故宮博物院）。《寒食帖》曾經流落日本。經歷了地震、火災、戰爭后依然保存完好，最終回歸臺北故宮博物院，誠為一件幸事。

荒漠之中出寶藏 1927年，在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第四次來華考察的契機下，中瑞達成合作協議，成立西北科學考察團，考察內蒙古、甘肅、新疆等地的文化古跡和自然地理。1930年，年輕的瑞典學者貝格曼（如圖）在額濟納河流域發掘了1萬多枚居延漢簡，是簡牘第一次集中大量現世，引起學術界轟動。

蓮鶴方壺“老鳳新聲” 新鄭彝器何日重聚 鄭公大墓出土的新鄭彝器，以蓮鶴方壺最為著名，從圖的河南博物院藏蓮鶴方壺局部細節（攝影／馬牧然），可見其鑄造之精美。

哪些文物去了臺灣？ 1948—1949年，國內政治、戰爭形勢劇變，或是出于保護文物的需要，或是視文物為文化道統的象征，一些學者、官員力主文物遷臺計劃，并得到了統治集團的認可。除了廣為人知的從南京海運至臺灣的三批文物之外，尚有其他幾個批次。本頁地圖即展示了這些文物遷臺的過程，以及它們現藏的機構。此外，戰時運至美國國會圖書館保存的北平圖書館102箱善本及14箱居延漢簡，于1965年由臺灣接收。“江西省政府”敗退臺灣時，也遷運有182件古物。

圖為1936年6月，第十三次發掘。在小屯YH127坑中發現整坑甲骨，多達17096片。為安全計，考古隊將整坑裝箱，運回南京。

交通咽喉之地 金關永固 圖為肩水金關遺址，編號A32。西北科學考察團出土漢簡850枚，1973年甘肅考古隊又發掘收獲11577枚。根據簡牘記載，至遲在漢昭帝時，已稱金關或金關燧。因為東西兩部塞交會于此，形成交通咽喉之關隘，故金關號為“塞門”，兼有屯戍、驛廄、候望等多種職能。

圖為蓮鶴方壺的蓋頂（攝影／王劉威），怒放的雙層蓮瓣中央，佇立一只引頸欲鳴、展翅欲飛的仙鶴，似在展現春秋文化的蓬勃氣象，又似在翹首企盼分散兩岸的新鄭彝器重新團聚。

“遺憾”沒有被遷走的文物 受運力所限，南遷文物并不能盡數遷臺，有一些文物被學者主動放棄，另有一些則無奈地無法帶走。圖為現存體量最大的青銅器商代司母戊鼎，重達800多千克，因缺乏起重設備而無法裝載上船，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商晚期?司母戊鼎?重800多千克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攝影／西酉

3世紀 貴霜王朝 彌勒菩薩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抗戰全面爆發后，居延漢簡為了免于戰火而南遷香港，再東渡美國，后來運回臺灣，現藏于“中研院”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如中圖。右圖為漢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甲渠士吏向上級匯報候長鄭赦因父死準予喪假的報告，保存完整，編繩仍是原狀，出土于甲渠候官遺址（下圖為復原圖）；左圖為傳遞文書信札或財物時所用的封檢。 攝影／施銘成

楚國青銅方壺“亂入”和鄭國方壺“傻傻分不清楚” 鄭公大墓出土的“雙胞胎”青銅器，還有一對著名的蟠龍方壺，一件藏于臺北歷史博物館（本圖，攝影／動脈影），一件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高麗青瓷 影影綽綽如青玉 臺北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通過借展等方式，擴大展覽涉及的文物范圍。例如高麗青瓷和日本伊萬里瓷器兩個展覽，就與院藏青花瓷特展一起，呈現出中日韓三國瓷器藝術的交流互動。圖為13世紀青瓷象嵌菊花紋瓢形水注。瓷器上的花紋采取了高麗青瓷獨有的象嵌（即鑲嵌）技法。

而除了這一對“雙胞胎”，河南淅川縣下寺楚墓也曾出土一件春秋時期的龍耳虎足方壺（攝影／馬健），器型與之極為相似，現藏于河南博物院。這種龍形耳、雙虎足的造型，屬于楚國風格，由此可見鄭國受楚文化影響之深。

朝天宮文物保存庫庫門?繪畫／揚眉

蒙藏委員會 “五族共和”的護法 “蒙藏文化館”承接了“蒙藏委員會”其原有的文化事務。辛亥革命后，為加強對邊疆地區的管理，袁世凱設蒙藏事務處，后升級為蒙藏院。1929年，“蒙藏委員會”正式成立，成為國民政府維系國家統一的橋梁。左圖為“蒙藏文化館”收藏的西藏臥佛，為佛祖法相之一。

日本五彩瓷 從模仿走向創新 伊萬里本是日本九州島的一個港口，17—18世紀江戶時代日本生產的瓷器都被稱作“伊萬里瓷器”。伊萬里瓷器最初模仿中國明青花、五彩瓷，發展過程中又融合了自身民族文化，在17世紀末曾風靡歐洲市場。圖為臺北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借展的日本江戶時代五彩持傘美人紋盤，體現了伊萬里瓷器的特點。

攝影／遺岕

同時出土的“雙胞胎”青銅器 如今分藏兩岸 在鄭公大墓出土的青銅器中，有不少器物都是成雙成對地出現。比如本圖（攝影／動脈影）和下圖（攝影／邱琦）這兩件青銅镈鐘，器型幾乎一模一樣。在1949年的特殊歷史環境下，這對“雙胞胎”被分開，現分別收藏于臺北歷史博物館和中國國家博物館。

兩岸三地三“故宮”涌動的文脈 2022年7月，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正式開放，展示900多件來自北京故宮的珍貴文物。如此因緣際會之下，兩岸三地，各有一座“故宮”，向國人昭示著華夏文化藝術。上圖為臺北故宮博物院“寫盡繁華——晚明文化人王世貞與他的志業”展覽一景，下圖中觀眾正在觀賞精美的南宋至明錯金銀提梁盉。人與文物的互動，情景的交融，賦予了文物更強的生命力。 攝影／施銘成

圖為其手寫經文。從二世章嘉起，章嘉活佛便為清朝奔走處理蒙藏事務，因此成為最高等級的駐京喇嘛。

北京故宮也有建立分院的計劃。2022年7月正式對外開放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攝影／王心平），雖非故宮分館，但通過展出國寶級文物，拉近了故宮文物與香港特區觀眾的距離。

圖上書“肩水金關”，金關發現多件此種木牘，而此件特殊在乃是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獲，卻意外留存在大陸、沒有遷臺的極少數之一，現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

圖即為遺址區內的另一座春秋時期鄭公大墓墓道，大量的隨葬車馬顯示出其規格之高。 攝影／左冬辰

圖為原藏國子監、現藏北京故宮的先秦石鼓，被康有為譽為“中華第一古物”。南遷時，文物專家莊嚴為其妥善裝箱，保其無虞，也因石鼓體量過大而人、物兩分。東周秦國?石鼓?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攝影／西酉

圖即為供奉于塔中的宗喀巴牙舍利。

鑲金嵌寶 玉器也有奢華款 “越過昆侖山的珍寶——院藏伊斯蘭玉器特展”中展出的玉器，來自中亞、南亞、西亞甚至東歐等地，呈現出與中國傳統玉雕截然不同的藝術面貌。本頁圖為清宮舊藏的“痕都斯坦玉器”，由莫臥兒帝國工匠制作。金屬、寶石、玻璃、蚌片等五顏六色的鑲嵌，為玉器營造出華麗的美感，造型也突破了中原玉器的常規。17—18世紀莫臥兒帝國 帶鑲嵌圓腹大罐 清宮舊藏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弱水三千 生發古跡無數 源于甘肅張掖南部祁連山脈北麓的黑水，又名弱水，一直北流入內蒙古額濟納地區，形成著名的居延澤，也創造了一條通往漠北的天然通道。漢武帝經營這條走廊，沿線修筑長城塞防，防御匈奴，至今留存有大量遺跡。唐代詩人王維詩云：“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長河即是弱水。圖為弱水之畔的東大灣城，是漢代肩水都尉的治所，考古學者將其編號為A35。其障城大體完整，約90×70米，高8.5米；外城唯東、北兩邊保存較好，西墻已被河水沖毀。這座古城直到宋元時期仍在使用，并且加修了一些土墻。經考古發掘，此處出土漢簡1500余枚，年代集中于公元前86—2年，最晚為王莽始建國三年（11年）。 攝影／顧維鋒

秘藏圣物 宗喀巴與章嘉一系的淵源 圖為“蒙藏文化館”藏歡喜佛。傳說，格魯派的創始人曾見文殊菩薩顯靈，說他將會脫落一顆牙，并要求將它交給弟子克主杰。克主杰就是班禪世系之始。而被追認為章嘉活佛前世的絳欽卻杰，也是宗喀巴弟子。

建設分院區 博物館迎來新面貌 臺北故宮博物院在臺灣嘉義縣太保市，建立了南部院區，定位為“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南院在2015年底開幕試運營，時值故宮博物院90周年院慶。南院的建筑設計借鑒了書畫的筆法，如濃墨、飛白和渲染，集傳統與現代于一身。圖即為南院的全景。

龍山時代遺址分布圖

獨一無二的器型 臺北歷史博物館的重要藏品 圓睜雙眼、張開大口，圖這件獸面人身器座，造型威猛，下圖為其局部特寫。它的雙腳各踏一條蟠蛇，頭上伸出四條曲柱，上面原本可能支撐著案座等物。其造型如此奇特，是研究春秋文化的重要材料，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鄭鄭公大墓，現存于臺北歷史博物館。春秋 獸面人身器座?臺北歷史博物館藏 攝影／動脈影

觀眾正在觀賞精美的南宋至明錯金銀提梁盉

歷代世襲國師 章嘉活佛如何獨得盛寵 圖為七世章嘉畫像，因為他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曾被國民政府授予“護國”大師之稱。

異國美玉 乾隆皇帝的愛物 臺北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將展覽重心放在亞洲文化藝術上，充分挖掘了院藏文物的跨地域、跨文化交流元素。圖為“越過昆侖山的珍寶——院藏伊斯蘭玉器特展”中展出的鏤空花八角形碗，是原產于印度的玉器，鏤雕紋飾密集工整，頗具異域情調。玉碗及其他伊斯蘭玉器東傳后，進入回疆地區，再被進貢入宮，受到了乾隆帝的喜愛。

土生土長的“新石器遺址” 發掘也是“國家隊” 圖為李濟在1931年發表的文章《發掘龍山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績》，文中清楚地闡述了城子崖遺址的發掘，證明中國東部存在一個土生土長、不同于彩陶文化的黑陶文化，在許多方面與殷墟文化更加接近，否定了中國文化西來的假說。發動城子崖考古的中研院史語所，是當時新生的國家研究機構。城子崖考古的兩個關鍵人物，一是遺址發現者吳金鼎，一是主持發掘和考古報告撰寫的梁思永。

地灣城 肩水候官駐地 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曾出土漢簡2000枚，1986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出土數百枚殘斷漢簡。但由于地處河口，灰坑所在的城西南地勢低洼潮濕，故而大量簡牘受潮腐朽成末。20世紀60年代，附近修建鐵路車站，地灣城作為后勤基地，遭到巨大破壞。 供圖／匯圖網 A33

一遷再遷 奔波不止的宿命 伴隨日軍戰火的肆虐，約2萬箱文物在中國大地上不停流離遷徙，從南遷到西遷，輾轉上海、南京、長沙、峨眉、樂山、重慶等地。本圖及下圖分別為南遷前夕在故宮太和門廣場上文物裝箱、準備待發的情景，以及南京朝天宮文物保存庫庫門。圖為文物南遷前在太和門廣場準備裝運?供圖／FOTOE

粱思永

大方城 呈正方形，32米見方。由障和烽火臺組成，四隅各有圓形角臺，中部建一座烽燧，為方錐形臺體。考古學者判斷其為西夏、元時期遺址。 攝影／遺岕 K822

一個考古學“外行” 揭開了鄭韓故城百年考古的序幕 1923年，在軍閥吳佩孚手下擔任師長的靳云鶚（上圖），機緣巧合下主導了鄭公大墓的發掘，可惜因為時代局限，雖然出土文物得到了保護，大墓遺址今天卻已無存。1949年后，考古工作者持續在這一帶調查、發掘，發現了春秋時期鄭國、韓國先后曾建都于此的古城遺址，即鄭韓故城。

朝天宮下 守護南遷文物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侵華野心暴露無遺。一些學者提出了轉移故宮文物的計劃。兩年后，隨著侵華日軍進入山海關，北平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和國子監等機構的大批文物開始南遷上海。1936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朝天宮之側修筑了一座庫房，這些文物又運抵南京保存。圖為朝天宮航拍圖，左側四四方方的灰色建筑，就是文物庫房。1948年底，保存于此的部分南遷文物，再度被遷運到了臺灣。 攝影／賈喆翔

圖為“蒙藏文化館”現貌。

考古圣地城子崖 傳奇開始的地方 龍山文化發現地和命名地——濟南章丘城子崖遺址旁，建起了一座龍山文化博物館，圖為博物館中復原的龍山先民取土制陶的場景。在城子崖首次發現出土的薄、硬、光、黑的黑陶殘片、殘器，開啟了龍山文化的傳奇（供圖／匯圖網）。

烽燧 損毀嚴重，成一方形墩，12米見方，高4.5米。烽燧或稱烽臺，兩兩之間在1公里或2公里左右，居延遺址沿河道或綠洲邊緣分布著數條防線，綿延數百公里。T11隸屬甲渠候官治下，其南部的A6遺址據簡牘為甲渠候官第十六燧，則T11當為第十七燧。 攝影／遺岕 T11

圖為“蒙藏文化館”館中所藏法器金剛杵。

不起眼的黃土墻 藏著驚人的史前史 龍山文化博物館復原了一個激動人心的場景——吳金鼎偶然路過的土垣，里面藏著不為人知的中國史前史。20世紀30年代，第一次以考古地層學原理指導發掘的城子崖，使人們認知到，那是真真正正四千多年前的遺物（供圖／匯圖網）。

漢代官員怎么考核？ 怎么保證居延防線牢固？ 新舊兩批居延漢簡達3萬多枚，給我們展示了漢朝邊疆治理的許多細節。圖這件形制怪異的簡牘（復制品），名為“觚”，1974年出土于甲渠候官遺址，就展示了漢代官員考核的一個側面。此觚用胡楊樹枝制成，全長92厘米，正背兩面修治后書字，下圖為它的另外一面，上書“候史廣德坐不循行部、涂亭、趣具諸當所具者”，因此得名《候史廣德坐罪行罰檄》。候史是一種基層低級官吏，輔佐候長巡視部燧、修整裝備等。在一次監察考核中，候史廣德失職，出現器械損毀、設施廢弛、未能維修亭燧等情況，因此坐罪行罰，居延都尉府官員判罰杖責廣德五十大板。而后，都尉府把廣德失職情形逐條開列在觚上，傳檄各個部燧，作為警示。 攝影／遺岕

A8 破城子 甲渠候官駐地（復原圖）

展出陶器多為購藏品 河南遷臺陶器現分存于兩庫 史博館目前正在閉館修整，館內收藏的河南遷臺唐三彩，被置放于附近的美術館庫房暫存，彩繪陶則存于臺北故宮南院庫房。圖為此前史博館展廳中展出的唐代三彩加藍人面鎮墓獸，高127、寬59.5厘米，是該館2001年購藏的一件器物。

臺北故宮編號系統 采用“來源+類別+數字”的形式，如圖中“故扇”，指原北平故宮博物院的藏品，類別為“成扇”。相應的，“中”指南京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日”指日本歸還文物，“贈”指捐贈，“購”為購藏。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故宮采用“故”“新”編號，分別指代1949年前后入藏故宮的文物，是故有之“故”，而非故宮之“故”。供圖／臺北故宮博物院

圖為臺灣圖書館藏清抄彩繪本《推背圖》，這一版本精美罕見。

黑陶“新”文化 卓爾不群 山東省臨沂市博物館所藏的龍山文化蛋殼陶，數量為全國之冠。圖中的薄胎黑陶高柄杯，即為出土于臨沂市大范莊的30多件蛋殼陶杯之一，這類蛋殼陶杯的杯口沿處最薄僅為0.2毫米，柄上還會設計各種鏤空裝飾，很可能作為高貴的禮器使用。在龍山文化得名前，城子崖發現的這種先進的史前“新”文化類型，也被稱為黑陶文化。圖為新石器時代 龍山文化 薄胎黑陶高柄杯 臨沂市博物館藏 攝影／動脈影

獨一無二 居延漢簡價值最高者 西北荒漠干燥的自然環境，利于簡牘的保存，故一些完整的簡冊幸存至今。尤其以圖這件最為難得，保存最完整、卷帙最長，甫一出土，貝格曼即稱其“獨一無二”，至今亦然。其全名《廣地南部永元五年至七年官兵釜硙月言及四時簿》，簡稱《永元器物簿》，縱23.8、橫91厘米，出土自A27查科爾帖，以77支簡編聯而成。記錄了公元93—95年，肩水都尉廣地候官下屬南部烽燧清點釜、硙、弩、箭等裝備的數量與狀況，呈現了漢帝國對邊疆軍政的管理政策。東漢 永元器物簿?“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攝影／施銘成

清代黃地纏枝小花卉紋錦?臺北歷史博物館藏

《永樂大典》 收藏大戶的“遺失” 《永樂大典》是15世紀中國文化史上的豐碑，遺憾的是永樂大典正本渺無蹤跡，副本也在兵燹火厄中散失殆盡。中國國家圖書館是《永樂大典》收藏大戶，藏有224冊，圖“人”字卷為最早入藏的一批。224冊中包含暫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62冊，它們的編號為“平圖”，即國圖前身北平圖書館。攝影／莊志杰

展品按類別陳列 游客遍覽中華瑰寶 臺北故宮博物院主展館將歷代珍藏按照文物的類別進行展覽，上圖為臺北故宮博物院平面示意圖。第一層目前主要展示佛像、圖書檔案以及家具珍玩等類別的文物；第二層主要則以書畫、陶瓷兩類文物為主；第三層則以玉器、銅器兩類為主，又輔以各特展廳。

在城子崖遺址發掘圖中可見其發掘規模與布探方的位置（攝影／俄國慶）。

從局部細節圖中，亦可見此簡冊書法隨體賦形，靈活自由，一展漢風之美。 攝影／施銘成

商代卜骨 開封市博物館藏（或源于河南博物館的舊藏）攝影／左冬辰

《永樂大典》遺珠望歸途 成書于明永樂六年（1408年）的《永樂大典》，被贊譽為典籍淵藪、佚書寶庫，可惜現存的副本遺冊全球僅400冊左右。這里列出近年統計的，世界各地所藏《永樂大典》的數據。圖為中國國家圖書館典籍博物館展出的《永樂大典》“陳”字卷。 《永樂大典》總11095冊 現僅存400余冊 中國國家圖書館224冊 （含暫存臺北故宮博物院62冊） 臺灣圖書館若干冊 英國各圖書館、大學等共51冊 德國各圖書館、大學等共5冊 日本東洋文庫34冊 日本各地圖書館約26冊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41冊 美國其他圖書館、大學等約10冊 越南藏4冊 愛爾蘭藏3冊 其他國家及個人藏家有少量收藏

圖為臺北故宮博物院入口處的拱形門券

科學考古 發動鄉民 城子崖是中國學者自行調查發現和組織發掘的第一處史前遺址。圖為第一次發掘工作中，總負責人李濟騎驢訪龍山的留影（供圖／匯圖網）

河南遷臺文物 是史博館藏品的一大來源 臺北歷史博物館典藏品的主要來源，系由河南遷臺古物、日本歸還文物、撥交、代管、捐贈、寄存及購藏等因素所組成。其中的河南遷臺古物，即是民國時期河南博物館的舊藏。圖這件戰國時期的錯金銀獸面鋪首，系該館2009年所購藏。

冊府千華 臺灣圖書館有書香 古籍善本是中華文明的根脈，卻也最容易輾轉流散。圖為1996年新落成的臺灣圖書館建筑，這座新館中富藏有大量的古籍善本，見證著一段古籍流離道途的艱辛歲月（攝影／IMAGEMORE）。

清晰的中軸線 串聯對中華文化的承緒 圖為今天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鳥瞰圖（供圖／圖蟲創意）。經過歷次擴建，臺北故宮博物院依然保留著“中軸屹立，左右平衡”的格局。米黃色的墻磚和藍綠色的琉璃瓦，又在莊重間增加了清麗典雅，使得它在高貴中又具有了和諧祥瑞的特質。

圖為人們參觀龍山文化博物館的場景，館中陳列著大量出土于各地的龍山文化遺存，共同映照著中華文明一個重要的史前時代（供圖／匯圖網）。

圖為國立中央圖書館在南京的舊址（攝影／浮世長明）。

宮殿式建筑依山而建 在臺灣遙想北京故宮 圖為臺北故宮博物院正面。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宮殿式建筑，仿造北京故宮樣式設計。當陽光自建筑上方射入時，人站在陰影中，就仿佛站在了北京故宮午門前，形成了“北京午門”意象。博物院建筑依山而建，氣勢宏大，充滿著中國宮殿的色彩與裝飾。 攝影／關哲

吳金鼎

山彪鎮大墓 時代精神的“寫照存檔” 圖為山彪鎮1號大墓出土的八瓣華蓋立鳥圓壺。鳥與蓮瓣都是鏤空鑄成。鳥的雙翅可以活動拆卸，其造型詭譎，氣質兇猛，與東周尚武好戰的時代風格遙相呼應。東周 八瓣華蓋立鳥圓壺?“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1924年，末代皇帝溥儀被逐出紫禁城，故宮從私產變為公產，清室善后委員會隨即入宮清點文物。翌年，故宮博物院成立，對這些珍貴文物的“守”與“藏”，迄今已近百年。期間，歷經文物南遷、西遷、遷臺等重大事件，昔日國寶，分散多地。但行程萬里，穿越大半中國，國寶遷徙而幾乎未遭損壞，堪稱奇跡，諸多文物押運人厥功至偉。圖為1947年護送文物西遷的故宮博物院員工及其家眷在重慶的合影，其中的莊嚴、那志良等人，在一年多之后再度押運文物赴臺。 供圖／陳秋速

當參觀者拾階而上，會沉浸在莊嚴宏大的秩序感中。圖為博物院建筑細節，展示出了斗栱形裝飾和象征大木結構的椽頭，下圖為臺北故宮博物院入口處的拱形門券，上雕纏枝紋（供圖／圖蟲創意）。從布局到裝飾細節，處處可見中國元素。

圖的文物為城子崖出土的、被譽為“黑陶中之巨擘也”的黑陶甕（供圖／石釗釗）。

移物遷館 物去樓空 開封市龍亭區三勝街31號，是河南博物館1961年遷至鄭州之前的所在地，館址利用了晚清時期創辦的河南法政學堂的建筑。該館遷鄭后，一度作為開封市博物館、開封市豫劇院的辦公地點。圖中平面呈“回”字形布局的歐式建筑，是當年河南博物館的后院，作為辦公室、會議室及文物庫房使用。2019年，此地被列入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照片中站在臺階上的，是這片院子的看守者劉順留，他手中海報上的素面扉棱鬲，系河南博物館1936年發掘輝縣琉璃閣甲墓時清理出土，目前，與千余件河南古物一起，藏在臺北歷史博物館。 攝影／朱子烜

國立中央圖書館 舊址空余花香 圖為現藏臺灣圖書館的清道光時期內閣學士李文田手批鈔本《坤輿圖說》，頁眉處多有這位名家的朱墨批注、手跡，彌足珍貴。20世紀前葉成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的重要典藏。國立中央圖書館作為民國時期的“國家圖書館”，曾經從零開始，白手起家，并在抗戰時期，化身“流浪的圖書館”，努力開放閱覽，以饗讀者。

龍山遺址龍山陶 從一枝獨秀到漫天繁星 回首20世紀30年代的城子崖考古，不但沒有“過時”之感，反而仿佛一條線索的開端，引導人們循序漸進地了解華夏文明的發現史。城子崖考古之后的數十年間，新發現的龍山文化遺址，如上面示意圖所見，宛如繁星點點，分布于黃河中下游地區。圖為史語所考古組于1936年在山東日照兩城鎮發掘的黑陶竹節罐（供圖／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新石器時代 龍山文化 黑陶竹節罐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深山中的北溝庫房 遷臺文物的一個家 文物抵臺后，幾經輾轉，終于在臺中市北溝山麓落腳。圖為故宮文物南遷時，裝箱的情形（供圖／FOTOE）。許多文物就在箱子里一路漂泊，落腳臺灣。

獸面甲飾 軍事強國的皮甲裝飾藝術 圖為河南辛村衛國墓地出土的獸面甲飾，其眼、耳、鼻、口等清晰可辨，應是縫于戰士皮甲前后的青銅裝飾。20世紀30年代，在辛村墓地出土了獸（人）面甲飾十余件，其數量、類型之多在西周墓地中十分突出。

黑陶鳥喙足鼎，擁有3個鳥喙形（亦稱“鬼臉式”）足，很可能也是東夷人尚鳥的精神寫照（攝影／張慶民）。新石器時代 龍山文化 黑陶鳥喙足鼎 山東濟寧西吳寺遺址出土

南下重慶 暫存于大學防空洞中 圖是河南博物院保存的一張玻璃底片，拍攝于20世紀30年代，照片上，琉璃閣乙墓出土的青銅鼎、簋、鋪等器物，被放置在河南博物館辦公樓前（供圖／河南博物院）。

陸尊有銘 衛國與周王室的親密互動 圖為辛村60號墓出土的陸尊，侈口鼓腹，圜底圈足，腹部上段有一對別致的犧首和精美的夔紋，下段也飾有一周夔龍紋。西周 陸尊?“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供圖／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精結粹 中國國家圖書館之往事 臺灣圖書館館藏的來源之一，是1909年開始籌建的京師圖書館，圖為1917年1月26日，魯迅參加“京師圖書館”開館紀念合影（供圖／FOTOE）。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后，國內局勢陡轉直下，為避免文物受損，河南省政府函令河南博物館，從館藏文物中精選出一批，南下重慶安置。到這年11月28日，共計68箱文物運抵重慶，存放地點選在了位于市郊的中央大學柏溪分校防空洞中。圖為1945年該校舊影，彼時河南文物仍在校內暫存（供圖／FOTOE）。

肆意掠奪 堂而皇之霸占不還 圖為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掠奪中國財物的情景（供圖／秦風工作室）。

抗戰勝利后，分散多地的文物集中在重慶，終于沿著長江返回南京。圖為1947年文物護送人員及其家眷在重慶的合影（供圖／陳秋速）。其中，像莊嚴、那志良等人，后來又奔赴押運文物遷臺的路上。

紅陶鬶（供圖／石釗釗）

圖是位于北京文津街的“北平圖書館”舊址，也就是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主樓（攝影／洛卡奇）。這幾處館址都曾是近代中國古籍善本的最大寶庫。

圖為工作人員清點遷臺文物的場景，文物依然裝在木箱中。

圖為施工人員開挖山洞的施工情景。直到此時，遷臺文物才算安頓下來。北溝也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建設史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圖為北溝庫房。北溝庫房依山麓而建，將山體鑿空，用作文物庫房。

中軸為尊左右對稱 精心設計的中國元素 圖為臨摹的黃寶瑜所作臺北故宮博物院設計圖，包括了庭園以及中央步道（繪畫／于繼東）。

圖是第一次考古發掘開始時，全體工作人員的合影，其中有許多以4角錢薪水招來的“民工”，卻也個個熱情高漲（攝影／張慶民）。

琉璃閣琉璃瓦 以地標性建筑為遺址命名 琉璃閣墓地位于河南省輝縣東南郊，那里有一座文昌閣，因閣頂覆綠色琉璃瓦，所以被當地人稱作“琉璃閣”。此閣始建于明代，重修于清代，至今保存完好。 攝影／劉大花

圖為鎏金獸面，牛角，凸眼，長眉，造型奇特。 供圖／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楊銅價值高 郭瓷譜系全 在馬衡院長的堅持下，保留在北京而未遷臺的故宮文物中，有一部分是抗戰勝利后，故宮組織接管、接收及收購的文物。“楊銅”和“郭瓷”即為其中代表。楊銅為德國人楊寧史所藏青銅器，老照片為接收楊寧史捐獻文物時的合影，前排左三即為楊寧史。

圖為該信函的影印本。3月，北平解放，故宮進入新時代。

史前“黑”科技 黑中透亮 在城子崖首次發現了標志性“神器”——蛋殼陶的殘片。龍山文化黑陶以胎薄著稱，圖為山東省日照市兩城鎮瓦屋村遺址出土的“蛋殼陶高足杯”，雖然口沿殘缺，仍可看出其薄如蛋殼，名不虛傳。只有精選特殊的泥料，經過輪制、打光、高溫焙燒等復雜工序，才能誕生這一史前陶藝的巔峰之作。新石器時代 龍山文化 蛋殼陶高足杯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供圖／石釗釗

圖為4月19日朱德總司令參觀故宮的情形。

圖為翠玉嵌珠寶鈿花，由翠玉、珍珠及其他寶石，以細鐵絲串聯而成。精雕細琢之間，透露出典雅的品味。 清代 翠玉嵌珠寶鈿花?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供圖／臺北故宮博物院

圖為10月1日國慶日，故宮開放情況的通告。

玉潤華光 溫潤細膩中的情感 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品類眾多的新增藏品中，玉石器是重要的一類。玉既是品秩與權力的象征，也是文人雅士云煙供養的珍品。圖為龍鳳紋玉佩。龍有須有角，身軀像蛇。可以想見主人身份的尊貴。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 未完工龍鳳紋玉佩?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供圖／臺北故宮博物院

圖為在遺址下層出土的有鉆孔及炙燒痕跡的卜骨，顯示出城子崖與殷商文化的直接傳承關系（供圖／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上徽號之詔 孝治天下的典范 上皇太后尊號、徽號時，要舉行典禮并頒詔天下。順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清世祖順治皇帝大婚禮成，為皇太后加“昭圣慈壽恭簡安懿皇太后”徽號。上圖為當時制作的詔書，上面鈐蓋“皇帝之寶”。藏于內閣大庫的《世祖章皇帝上皇太后徽號詔書》，民國時期經過漫長的遷移，到了臺灣。雖然有破損和折痕，但詔書大部分完好，經精心裝裱，現置于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展廳中部，十分壯觀。 攝影／施銘成

圖為坑內出土的一件帶卜辭龜腹甲，記錄占卜是否下雨之事（供圖／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商晚期 帶卜辭龜腹甲 YH127坑出土 長23×寬18厘米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塔剎?馬邑博物館藏

文物編號上的“血緣”關系 臺北故宮博物院前院長秦孝儀來訪大陸時，曾對時任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朱誠如說，臺北故宮登記文物時，把原北京故宮文物編為“故”字號，將來兩岸統一時，這些文物還是要回到北京故宮的。無論如何，臺北故宮文物之編號，體現著文物血濃于水的親緣關系。 民國編號系統 1924年，末代皇帝溥儀離宮，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員會，清點清宮物品。延續傳統，用《千字文》作為宮殿的編號。如圖中的“呂八六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呂”指三希堂。當時還鬧出了“天字第一號”文物是乾清宮的一只墊腳凳這件趣聞。攝影／洛卡奇

永樂青花 下西洋帶來的藍色 圖為明永樂青花一把蓮盤，是永樂時期明青花的代表作。“一把蓮紋”出現于宋代，永樂、宣德時期成為典型的瓷器紋樣，多繪于盤心。這件青花瓷盤釉層晶瑩細膩，色澤濃艷豐富，顏色較深的部分，甚至呈現出帶有金屬光澤的黑色斑點。永樂、宣德時期，青花的燒制，使用了鄭和下西洋時，從伊朗帶回的鈷料——“蘇麻離青”。明青花的制作，反映了明代中國與亞洲乃至世界的交流史。 供圖／臺北故宮博物院

清代畫家居廉所繪的《神龜圖》，潺潺小溪旁邊，一只神龜正睜圓雙眼，仿佛想躍入清溪暢游。 供圖／FOT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