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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明代畫家筆下的《千秋絕艷圖》，繪寫了近70位古代仕女形象，其中包括從秦到明比較著名或在歷史上有一定影響的女性。圖中便有以詩文、書箋聞于世的薛濤。供圖/中國國家博物館

期待相遇 為什么要驚醒沉埋四千多年的古城？考古者從小小陶片開始追蹤，不放過任何泥土的蛛絲馬跡，相信終究有一天可以挖到中國的雛形。攝影/朱寶林、張軍

鑲嵌綠松石的銅圓盤 這個圓盤的面目模糊，仿佛正在等待人們的猜測。用X光探測會發現，它的正面居然鑲嵌著61塊長方形的綠松石片，外緣像鐘表刻度，里面像許多十字架（見下圖）。有人認為這是早期銅鏡，也有人說這是與占日或律歷有關的星盤，或是某種法器。它來自于同它一樣正在逐步揭開面紗的二里頭遺址。

2010年夏秋之際，“考古中華”展在首都博物館開展，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誠（右二）在對媒體現場講解考古所60年來的考古成果。

圖為清人所繪治河場面。畫面中黃河之水高高在上，治河的人們忙碌非常。

第一眼看去，大概所有人都會認為這是一張紀實的古畫，甚至連多數專家都持有這一觀點：它是古代勞動人民勞動場景的真實再現。果真如此嗎？這張傳為北宋前朝宮廷畫家王居正的《紡車圖》（縱高26.1厘米，橫長69.2厘米），所要表達的并沒有那么簡單，而是被畫家賦予了更深的含意。供圖/文物出版社

在最不為人注意的地方，往往隱藏著最接近真實的歷史。紫禁城東南側太廟享殿上的“太廟”匾額正是如此。很少有人會注意它，而一旦你深深地凝視它，它就會告訴你許多的故事。

公元705年，倭馬亞清真寺由倭馬亞王朝國王在基督教教堂遺址上主持修建。它坐落在大馬士革古城區的中央，建筑獨特，裝飾奢華，集伊斯蘭各個時期的建筑藝術風格于一體，是伊斯蘭宗教的圣地。千年以來，倭馬亞清真寺歷經滄桑，曾數次被戰火燒毀，又復被重建，人們如今能看到的倭馬亞清真寺重建于1893年，已非其初貌。

圖是美國阿米什人的村莊（攝影/Jean Louis Atlan/c），他們堅守著自己的生活方式，拒絕一切現代科技，隱居在鬧市，這里也因此有著獨特的文化個性。

興城車站廣場上，高高矗立著袁崇煥的塑像。這個生前即備受爭議的人，在死后的幾百年間，依然沒能擺脫后人口舌的紛爭。但在興城這個彈丸之地，他始終享受著當地人的敬仰和尊崇。

圖為山西臨猗縣猗氏鎮的妙道寺雙塔。兩塔相距80余米。西塔坐西向東，磚木結構，高約40余米。在明嘉靖大地震時被毀，后由時任三相坊義官的荊一書在萬歷二十三年捐資修繕。

在北京孔廟，學童集體唱誦《弟子規》，感受儀式的莊重。攝影/浦峰

四百年前事關國運的軍事武器—紅夷炮，已是一件件古董，靜靜躺在軍事博物館的綠茵場上，為過去那段烽煙往事留下證據。

圖為康熙南巡視察河工?？滴醭踊疾粩?，令康熙非常重視治河工程，他一生六次南巡，每次南巡都不忘察閱河工。從第三次南巡開始，他甚至親自指揮河臣工作。

《清華簡·保訓》 一簡刷新上古史 2008年，一批戰國時期的竹簡被清華大學收藏研究，簡中遺存《尚書》和類似《竹書紀年》的若干史書篇目。這是文獻學的重要收獲，研究結果可能重寫以往書籍記載的上古史。供圖/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屋頂繪著豐富的伊斯蘭風格建筑裝飾?，F在，阿茲姆宮里是一座民俗博物館。

這片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的建筑群，是上世紀50年代被移植到江西景德鎮的徽派老建筑—如今的景德鎮雕塑瓷廠明清園，盡管是原樣搬至異地組裝，但儼然只剩下安徽民居的外殼而已。攝影/盈盈

興城古城中心的鐘鼓樓，高17.2米，共三層，站立其上，可以俯瞰全城風光。鐘鼓樓平時負責報更，戰時則通過擊鼓號令進軍。

東塔坐東向西，磚灰結構，塔身第一層西面有拱狀券門，塔中立佛龕，以上皆實心塔柱。東西兩塔遙相呼應，每年七夕的黃昏，塔影在月光下交融，猶似許仙與白娘子夫妻恩愛，相依相伴。

古代草原地區游牧人群喜歡使用馴養的家畜和自然界的猛獸形象來裝飾車馬器，圖為草原地區比較常見山羊形象的竿頭飾，鄂爾多斯博物館藏。中原地區的車馬裝飾基本不見草原的那種家畜和猛獸形象，而且通常只有貴族大墓才會隨葬車馬坑。左頁圖為高等級墓葬中隨葬的車衡飾，上面裝飾有鑾鈴和鳥雀的形象，陜西韓城梁帶村周代墓葬出土。供圖/孫秉君

上圖出自1637年版的《清太祖武皇帝實錄》。畫面左方戰車上的努爾哈赤，驕矜之色躍然紙上。此刻，他麾下的八旗勁旅正全力攻打孤城寧遠。滿清畫家如實反映了手持冷兵器的攻城將士，而與之對陣的明軍城墻上正是紅夷大炮。

南唐名畫《韓熙載夜宴圖》描繪了巨宦韓熙載家開宴行樂的場景，宴席間賓主聽琵琶、觀舞蹈、賞管樂，縱情嬉樂。而這些樂舞者、演奏者正是樂籍身份的妓女。她們與薛濤一樣，是靠才藝生存的。她們是社會上唯一的音樂舞蹈工作者群體。中國歷史上的音樂舞蹈藝術主要是由她們傳承下來。供圖/故宮博物院

“帝堯”故里 山西臨汾市東北３0多公里的郭村附近，有一片純凈由黃土筑成的50米高的陵丘，土崖與澇河兩相環繞，這就是傳說中的堯帝陵。臨汾自古被傳為唐堯建都之所，還遺留著祭祀堯廟的風俗，“帝堯故里”是令當地人驕傲的稱呼。

不可思議的傳播 仰韶文化遺址分布東起豫東，西至甘肅，縱橫東西的大量出土器物，它們誕生年代的先后真能說明文化的傳播方向？未必如此。陜西寶雞出土了一件交叉三角紋彩陶瓶，它與河南汝州閻村的彩陶器年代相若，孰先孰后很難說。供圖/中國國家博物館

上圖是《紡車圖》的局部，筆法很細膩。與下圖南宋畫家梁楷的《蠶織圖》相比，能看出來一些問題—明明一個人就能操作的紡車，為什么在《紡車圖》中需要兩個人協作完成？這有意為之的錯誤，實際上是畫家強調“家族協作”的點睛之筆，其用意是賦予畫作“世掌絲綸”、“世代富貴”的吉祥寓意。

越來越多的重大事項選擇在太廟舉行，圖為北京奧運會倒計時100天慶?；顒?。在這一時刻，具有國家祖廟性質的太廟，成了國人萬眾矚目的焦點，夜色掩映下的享殿輝煌壯麗，閃著金光的“太廟”匾額則是它尊嚴身份的象征。攝影/羅曉光

古城中心區的阿茲姆宮是一座典型的大馬士革建筑，建造于18世紀中葉，宮殿外面簡單樸素，內部富麗堂皇。

寧遠之戰是一場經典的攻防戰，后金所倚仗的是此前無往不利的騎兵和車，明軍則以大炮為主要武器。明軍雖勝，但損失同樣很大。繪畫/于繼東

繪制/楊東海

據傳，薛濤從紅色的芙蓉花、荷花等花中提煉出染料，加進膠質調勻，再用毛刷涂在紙上，用吸水麻紙附貼色紙，壓平陰干，就制成了小彩箋。她還將小花瓣灑在小箋上，制成了紅色的彩箋。上圖為今天成都薛濤紀念館的專家在仿制薛濤箋。后世人還將薛濤設計的這種寫詩的彩箋用作寫信。比如下圖中這張清末民初的美麗信箋。

陶寺遺址位置圖

古代的酒是維持社會機器正常運轉的潤滑劑，社交禮儀一定要伴以飲酒禮。因此有的學者把盛行于夏商時代的禮制稱為“酒禮”，而酒器則是這個制度的重要載體。二里頭文化中不但有如右頁圖中那樣精心制作的陶酒器爵，而且出現了十余件仿造陶器的青銅酒器，如本頁圖中的銅爵。這些青銅禮器使二里頭文化成為進入中國青銅時代的第一匹黑馬。

巔峰之作 上圖中這只漆黑黝亮、陶胎薄如雞蛋殼的高柄杯，是龍山文化的一種代表性器物。其近乎完美的制作工藝，為中國東部的史前文化的原生性和先進性提供了證據。供圖/山東省博物館

“世掌絲綸”的吉祥寓意不是畫家的杜撰。那傳遞家族理想的絲線，從漢代《禮記》中的記載，延續到宋人的《紡車圖》中，延續到上圖這幅近現代畫家吳觀岱的扇面上，再延續至今正如扇面上方引用的杜甫詩句所言：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世掌絲綸，真是一種美好而雅致的理想和祝福。

如果不是從空中俯瞰，很難同時看見天安門與其東側的太廟和西側的社稷壇之間的關系。太廟今天叫勞動人民文化宮，社稷壇為中山公園，其實它們是紫禁城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但是，無論是東還是西，從客流量上看，都不如天安門背后的故宮受人青睞。攝影/馬文曉

大馬士革古城的建筑歷經數千年風霜，幾度繁榮衰敗，承載著生命的輪回往復，在時間長河中依舊巍然不倒，蒼涼厚重。圖為古城外景。

明軍在與后金軍的長期對抗中，曾廣泛使用弗朗機炮。但在寧遠之戰中，起了關鍵作用的卻是紅夷大炮，這種炮射程遠，而且很容易調節射角，當年袁崇煥筑寧遠城時，就已經考慮到這一點。

圖即為三相坊義官荊一書嵌刻在妙道寺西塔上方的《補修浮屠記》。碑文104字，不但詳細記載了妙道寺雙塔的歷史，同時也見證了明嘉靖大地震的景況。從建筑方位和形制來看，妙道寺雙塔應始建于北宋，荊氏所云“創自隋唐間”當屬謬誤。

神機營是明朝軍隊中專門掌管火器的特殊部隊。早期的明朝火器基本上都是在神機營研制的。上圖可見，傳統中式火炮在簡易的作坊里澆鑄成型。由于缺少先進的科技知識，這種自行研發的中國火炮銃壁過薄，相對元代“碗口銃”的技術沒有多少提高。此外，小型火器也僅有三眼銃等。

身后待遇大不同 圖為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在陶寺村附近發掘出的大型墓葬群。當考古人員驚喜于幾座高等級墓葬中大量的驚世文物時，也注意到，上千座墓葬中絕大部分都是“坑中羞澀”的小民之墓。小墓墓穴內僅容一人，幾乎沒有任何隨葬品。

相濡以沫“文化圈” 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在中國各地的史前文化遍地開花。它們之間有交流嗎？有碰撞嗎？我們將該時期的一些重要文化的大致影響范圍勾勒出來，希望看到這些文化區域間的互動關系。

這是從1420年到2010年“太廟”匾額的變遷過程。近600年的漫長歲月里，“太廟”匾額被翻過去、摘下來，歷經滄桑。明朝匾額上的文字出處和字體已不可考，而灰色表示的是匾額被摘下的時光。制圖/劉揚 上圖為明朝時期。

薩拉丁陵墓位于倭馬亞清真寺北側的一個小公園內。薩拉丁是12世紀一位杰出的阿拉伯蘇丹，曾多次領兵抗擊十字軍東征，被譽為阿拉伯的民族英雄。薩拉丁受到阿拉伯人的尊敬與愛戴，至今來拜祭他的人仍絡繹不絕。

圖為考古學家宿白先生的著作《張彥遠和〈歷代名畫記〉》一書中所收錄的清雍正年間的猗氏縣城圖。張彥遠為晚唐猗氏名人，以畫史著作傳世，其祖上三代均曾位極人臣，有“三相張氏”之稱。地圖上所標的“三相坊”便指其故里。妙道寺在地圖的北方偏東處，《補修浮屠記》的碑文關于“三相坊”的記載透露了萬歷年間“三相坊”還曾存在的信息，而如今的“三相坊”卻已被普通的民宅所取代，不復當年景況。“雙塔”有幸，終有《補修浮屠記》一方殘碑為其正名，使其躋身于“國?！敝?，然而更多的文物卻逃不脫“三相坊”般的命運，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不被人道及。

繪制/楊東海

“龍”現陶寺 陶寺早期高等級墓葬中，每座都陪葬有百件以上精美器物，其中尤以五件彩繪龍盤最引人注目。龍身紋樣豐滿、沉穩、強健，威嚴中又透露著神秘，專家推測很可能是當時“王”族使用的禮儀用品，還有人推斷華夏民族是“龍的子孫”當淵源于此。供圖/首都博物館

對“夏墟”的調查 圖為二里頭的發現者徐旭生在1959年發表的“夏墟”調查簡報與二里頭周邊地圖。他的經歷啟示后來者：文獻中關于古史的傳說并非全是無稽之談，可以作為探索中國早期文明的有益線索。

神秘的符號 山東省莒縣出土祭祀酒器——大陶尊，距今約有4800年歷史。在這件陶器上刻畫著一棵“高聳的樹”的形象，被解讀為取娛神靈的記號。比照同一地方出土的另一件陶尊上的“?”符號，學者推測，它們可能是中國文字的肇始，也是中華文明五千年的證據。供圖/中國國家博物館

清朝

哈米迪亞市場是敘利亞最富盛名的老市場。它建于羅馬時代，市場的入口矗立著巨大而高聳的羅馬式花崗巖石柱。市場內以哈米迪亞街為中心，頂部是鐵皮搭成的天棚。市場內商品琳瑯滿目，從祖傳的手工藝制品到民間古老工藝，從絲巾到皮具，從糖果到冰淇淋，應有盡有，是敘利亞特色商品的展現窗口。

興城古城里的兩座精美牌坊，是明朝皇帝專為祖氏兄弟—祖大壽與祖大樂而建。在袁崇煥死后，鎮守寧遠的重擔落在了祖大壽肩上。但祖大壽最終投降后金。

血統龐雜的雇傭兵、大明錦衣衛和登萊巡撫孫元化，這樣一群衣著、文化、經歷迥異的人聚在一起，是為了演練紅夷炮的操炮技術。圖中表現的是崇禎四年七月，頭戴雞冠盔、身著歐洲胸甲的雇傭兵抓緊訓練中國士兵的情景?？上У氖?，這座“炮兵學堂”僅僅誕生了一批中國炮手便夭折了。

田野里的現場 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工作仍在繼續。圖為7號基址清理場面。

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 幾類彩陶紋飾分布范圍示意圖

1966-1973

登上海邊的望臺，遠遠可見菊花島。菊花島原名覺華島，寧遠之戰時，努爾哈赤攻城不下，轉而屠島泄憤，島上明軍糧草被焚無遺，軍民盡遭屠戮。

何努對比一些古文字資料后，認為扁壺背后的字與“堯”字最為接近，描繪了一“人”（文字下部）站在黃土塬（中間的一橫）之下，望向高大的夯土城墻（文字上部）的樣子。將“文”、“堯”兩個字書寫在扁壺上的人，很可能是“堯”的族人或后人，將其作為祭祀活動中追頌先人的史詩歌唱腳本使用。

薛濤還是一位名載史冊的書法家。北宋宮廷收藏書法作品名錄《宣和書譜》對薛濤的書法有極高的評價，說她的字沒有女子氣，尤其是行書，頗得王羲之之法。宋徽宗就曾珍藏薛濤真跡，即用行書寫的一首《萱草》詩。成都薛濤紀念館藏曹植的《美女篇》， 傳為薛濤手跡，從中可見薛濤書法筆力蒼勁，柔中有剛。

都城規劃的先河 二里頭遺址身處伊、洛兩水之間，被幾個現代村莊包圍著。有人推測它最繁盛的時期人口達到兩、三萬人，都邑的中心有宮城和大型宮殿建筑群，外圍有主干道網，并且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區。

1977-1999

梁啟超先生認為，以和為守，以守為戰，正是袁崇煥對付后金的核心策略。而正是這種策略，才得以挫敗后金。

這幅法國《Le Monde illustre》畫報刊載的銅版畫，描繪了1857年英軍艦隊炮轟廣州城的場面。當時英軍使用了先進的艦炮，而中國只有小型沙船，攻擊武器多為“火箭”和“火藥瓶”。當地的鳳凰岡炮臺和大黃炮臺等，由于攻擊不夠靈活，一度落入英軍手中。廣州水師雖然多次勇挫敵艦，但終究還是陷入“落后就要挨打”的宿命。

文字扁壺器形、文字臨摹圖

薛濤有詩《酬人雨后玩竹》：“南天春雨時，那鑒雪霜姿。眾類亦云茂，虛心寧自持。多留晉賢醉，早伴舜妃悲。晚歲君能賞，蒼蒼勁節奇。”白居易看后驚稱，從此不敢詠竹。薛濤愛竹，愛它的四季常青，挺拔秀麗，更愛它的潔身勁節，清雅超然。這該是她心思的寄托。在成都薛濤紀念館，“薛濤”不正從清雅竹林中向我們走來？

3600年前的宮殿 二里頭遺址的宮城城墻，包圍起了一座總面積近11萬平方米的宮城，其中包含有中國最早的中軸線規劃的大型宮室建筑群，體現了古代國家“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的規制。圖為復原的二里頭2號宮殿基址，它南北長約73米，東西寬約58米，由正殿、中庭和門等組合而成，布局結構與西周的青銅銘文以及《尚書·顧命》篇提及的建筑結構基本一致。由于這一基址發掘于上世紀70年代，為保護起見，遺址又進行了回填，如今只能通過這些黑白照片來看當年的遺址，所以我們依據這些資料想象復原了2號宮殿的情況。制圖/北京墨泉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華夏先民心中的玫瑰 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有詩云：“華山玫瑰燕山龍，大青山下與甕，汾河灣畔磬與鼓，夏商周及晉文公”。他詩中所說的玫瑰即是仰韶文化(距今約7000年-4500年)廟底溝類型的花卉紋彩陶圖案。雍容華貴的廟底溝彩陶圖宛如一面面旗幟，插遍幅員遼闊的神州大地。大約在距今5500年左右，中國各主要史前文化紛紛啟動了文明化進程。同時發生了廟底溝類型彩陶的擴張現象。廟底溝的彩陶不僅是仰韶文化的奇葩，它的文化因素還遠播到黃河上下以及長江和北方大部分地區，輻射至今天中國版圖的很大范圍?？v橫兩千里、上下數千年的仰韶文化，可以視為中國史前文化的第一次大規模整合運動的標志。圖中，青海樂都柳灣博物館內收藏的馬家窯文化（距今約5300年一4000年）彩陶，也是上承仰韶文化而來。攝影/關海彤

2000年至今

如其他保存完整的古城一樣，興城古城常年吸引著游客們前來，熙熙攘攘，有若集市，古老道路上的石板早已變得圓潤。只在晨光熹微，古城尚未完全醒來之時，才能感受到一絲歷史的深沉。

朱書符號“字”如謎 扁壺是陶寺遺址中常見的汲水用具。在偶然發現的一只扁壺殘器上，考古隊員發現了兩個用朱砂涂寫的符號。其中一個因形態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多數學者將其認定為“文”。對另一個字符的破譯卻爭議迭起，分別有人解釋為“命”、“堯”、“邑”、“唐”等。

“金道錫行” 在東周時的青銅器銘文中，曾記載了周代為得到鑄造青銅器所需要的合金原料，開辟了通往淮河下游的金（銅）錫之路，即所謂“金道錫行”。根據《尚書·禹貢》等文獻記載和青銅器銘文來看，連接中原都城和長江中下游地區的主要交通路線可以分為東、西、中三路，這幾條線路的歷史在二里頭時代可能已經開通。

這是太廟享殿的內景，“頂天立地”的金絲楠木大柱是現存不多的明朝遺物，其材質超過了故宮太和殿。面對這樣宏偉壯觀的人類杰作，不能不被它的氣勢所震懾。因太廟不屬文物部門管轄，于是今天的人們尚能與這些大柱親密接觸。

彩繪陶簋

玉璋

玉琮

玉戈

黑陶鬲

壁戚

圖中的故宮太和殿，是人們心目中皇權的極致體現，然而事實上，今日所見之太和殿建于清朝，殿與基座的比例失調，是一個“縮水”后的太和殿，與下圖中的太廟享殿相比，建于明朝的享殿充滿了漢白玉石基，比例更加和諧優美。而通過上面北京現存明清三大殿的比較，也可以看出享殿的規模更加宏大。攝影/賈福林

攝影/嚴向群

玉面獸

玉戚

集萃“八方”文化 陶寺之珍展現的事實說明：仰韶時代以來，中國多姿多彩的史前文化區系間，已有頻繁、持續的交流與碰撞，它們的交相輝映，最終在龍山時期達到高潮。黑陶鬲是陶寺所在的中原地區流行的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典型器物；陶寺彩繪陶簋則兼具早期仰韶文化和東部大汶口文化的特征；玉琮，與江浙一代的良渚文化玉琮無論從裝飾手法、造型上都如出一轍；玉面獸被認為與南方長江中下游的石家河文化等相關。從陶寺文化，我們看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已形成黃河、長江流域及周圍地區各文化系統輻湊中原之勢。

玉刀

圖是2005年有關部門維修太廟時的情景。與維修工人的身形對比，“太廟”匾額更顯巨大恢宏。事實上，如果沒有參照物，人們很難想象它是一個高5米、寬3米的龐然大物。攝影/王貴彬

幽深大墓誰居之？ 奢侈的陪葬品說明墓主人身份顯貴，象征軍權的玉鉞、象征宗教權的玉琮、象征王權的圭尺，共同勾勒出他的“王”者形象。他是誰？舜嗎？

陶酒器 二里頭陶器種類很多，其中酒器和食器最精致，它們往往作為禮器群隨葬在貴族墓，以顯示身份與地位。圖為注酒用的盉，下圖為溫酒用的鬶。

對比之下，故宮太和殿和乾清宮的匾額真是相形見絀。

陶寺走進青銅時代？ 砷青銅齒輪形器 這件模樣怪異的齒輪狀器物，是從陶寺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砷青銅器。也有學者認為它的成分可能距離青銅器的標準還小有距離。但它至少說明那時的陶寺已經步入銅器時代。此外，根據何駑的研究，這只29齒的銅齒輪形器，還可能用于表象朔望小月，也可實用于陰陽合歷日歷的編排。攝影/王凱

禮樂之光 紅銅鈴 一件僅有七八厘米大小的精巧的紅銅鑄件銅鈴，這有可能是中國至今發現的最早的金屬樂器。不僅如此，它還是顯示出“陶寺居民”掌握了比較復雜的“復合模范鑄造金屬工藝”的技術，這一手法是后來中國青銅文明的技術基礎。

從海納百川到四散傳播 “二里頭文化”之所以能夠崛起，是因為它以中原文化為依托，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了外地的文明因素，這其中既包括或許來自歐亞草原的海貝，又包括有江南風格的鴨型壺與云雷紋。當來自四方的文明力量使這里成長與繁榮，其他的文明亦會模仿這支崛起的力量，二里頭文化由此得以向外擴張。于是，北方地區、長江流域甚至更廣大范圍里，出現了二里頭文化的蹤跡。

圖是1976年周恩來悼念儀式在太廟享殿舉行時的場景，高懸于享殿之上的“太廟”匾額見證了這一莊嚴肅穆的時刻。由于它的“封建”色彩與新中國領導人的“革命”特征不相吻合，一年后它被摘下，這一摘就是22年。

立“中”之地 圖為“陶寺古觀象臺”遺址復原圖，這里之所以要用引號，是因為這些建筑的地面部分已經完全被平毀（據推測可能為陶寺晚期發生的政治動亂所毀），但經專家根據地下夯土層情況復原該建筑后，我們隱約可以看到，這里曾經有過一個和英國索爾茲伯里巨石陣（見下圖）結構酷似的史前建筑，但時間上要早近500年。且這里應該就是用圭尺——“中”締造“中國”概念的地方。繪畫/李楚楊

多源匯聚的龍形象 二里頭遺址出土了一種陶器殘片，上面有龍的形象，它們來自于底部有孔的透底器，僅在二里頭都邑的宮殿區或周圍重要地點存在，應是社會上層專有的物品。

清末老照片中，是另一塊記錄了明清兩朝歷史更替的神奇匾額。匾額不是清朝新制，“大清門”的背后，是被翻過去的“大明門”。供圖/賈福林

龍形象在此前的許多文化中都出現過，例如良渚文化中的龍紋。

這是太廟的南門，毛澤東親筆書寫的“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匾額高懸其上，僅在門洞旁不起眼的小牌子上寫著“太廟”二字。這兩塊標示同一地方卻又差異巨大的牌匾，將孰去孰留？歷史尚未做出取舍。

“龍山時代”看陶寺 距今4000多年前的龍山時代，中原地區聚落如云。而陶寺“一枝獨秀”，擁有眾多“立國”、“立王”的標志和證據。下面地圖中可見，黃河中下游地區的龍山時代遺址相當稠密。右頁地圖則是同時期陶寺城附近的聚落分布圖。

二里頭的龍形象有整合多系統文化的跡象，從中可以看出二里頭這個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的興起過程。這個形象被后世繼承下來，成為后來商代青銅器中的饕餮紋。

博物館里的“二里頭盛宴” 2010年夏秋之際，“考古中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0年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館吸引了很多觀眾，二里頭遺址無疑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人們觀看的大屏幕上，就是二里頭遺址出土的著名的綠松石龍。它的出土，為中國的龍圖騰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

首次面世的龍盤 在2010年“考古中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0年成果展”上，同樣出土于陶寺早期墓葬群的另一只彩繪龍盤首次面世，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陶寺被作為“中國早期國家”的代表介紹給觀眾，因此受到廣泛矚目，而此刻，對陶寺遺址的探索其實遠未結束。攝影/王凱

柄形器

圖為其中部分墓葬位置圖，等級之分赫然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