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的前夜
標簽： 秘檔
眾所周知，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關東軍按照精心策劃的陰謀，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并嫁禍于中國軍隊，制造了所謂的“柳條湖事件”。這件事成為“九一八”事變的導火索。其實，在這天以前，日軍就制造了很多事端，企圖引發侵略，其中最有名的一件是直到事變爆發前，中日還在交涉的“中村事件”。
那是1931年6月25日，興安嶺的夏日，散發著灼人熱浪。在內蒙古烏蘭浩特地區（今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科爾沁右翼前旗察爾森國家森林公園內），四個不知熱的中國農民，依舊捂著棉襖棉褲，快馬加鞭地奔馳著。
他們“個色”的著裝，以及大量的行李，引起了當地駐軍的注意。中國東北軍興安區屯墾軍3團一營營長陸鴻勛命令連長寧文龍帶領士兵將這4人扣留盤查。
官兵們用中國話提問，4人不回答，改用蒙語，仍不回答。陸鴻勛見為首的一個人留著“仁丹胡”，這才懷疑他可能是日本人，就讓屯墾3團少校團副留日學生董平輿用日語來審問。
上面這段記載，后來由董平輿之子記錄在他的回憶錄《我所知道的“中村事件”》。文章說，董團副見他們有兩匹馬十分高大，絕不是東北馬，遂更加懷疑。他對不速之客說 “前方時有土匪出沒，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們的團部里暫住一夜”，以此將他們四人扣留。
經搜查，這一行人攜帶有七張地圖：日文和中文的十萬分之一軍用地圖各一張，地圖有校對后的鉛筆記號；吉林省洮南市到索倫山的鐵路線（中國修建的洮索鐵路）草圖，附有立體橋渠涵洞斷面圖。兩個筆記本：一本記載個人私事，開篇記錄了“日本昭和六年一月”，“我”受日本帝國參謀部派遣，赴中國東北興安區一帶活動；另一本日記記錄了興安區屯墾軍的兵力，槍炮種類、口徑，官兵數量，將校姓名，駐屯地點，營房堅固程度，車輛馬匹糧食輜重等軍事機密。攜帶的物品有日造三八式馬槍和南部式手槍，還有日軍罐頭等等。
鐵證如山，日記本的主人就是日本間諜，但那個“我”是誰，日記本上沒有寫，只能撬開他們4人的嘴巴。6月26日凌晨，東北興安區屯墾公署軍務處長兼第三團團長關玉衡接到報告后，立即趕回。在審訊中，留著“仁丹胡”的人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上面寫著“日本帝國東京農業學會會員中村震太郎”。中村震太郎說自己是來考察土壤概況的，此外，便不多言。
還有一個日本人叫井杉延太郎，這個家伙沒那么倔強，他全盤招供。“中村事件”的當事人關玉衡，為了向上級匯報，書寫了詳細的調查報告。解放以后，關玉衡進入吉林省政協工作，他的資料都編入了《吉林省文史資料選輯》。在他的報告中，我們看到了井杉延太郎的口供：“我們都是軍人，中村是陸軍大尉，我是曹長，我現已退役，在扎免采木公司工作。中村指派我作案內（助手）。這些地圖和日記都是中村掌管的，我不管。”然而，再與中村對質，他卻什么也不說，而且態度愈加蠻橫暴躁。由此可見，中村震太郎是這起間諜案的主犯。
接下來的二次審訊，中村知道自己的罪行已敗露，想要拼死一搏。他趁松綁畫押之機，突然掙扎起來，同中國官兵們格斗。關玉衡怒不可遏，正要抽戰刀手刃敵人，同是留日歸國的機槍連長賈湘林搶先動手，他抓住中村衣領，刀按其頸，用日語喝問：“你是不是日本間諜？”沒想到中村雖然懼怕，卻仍逞強道：“我是！……你們敢把我們日本人怎么樣！”說著又掙脫開來繼續廝打。怒火滿腔的官兵一擁而上，一個士兵用槍托擊中他的頭部，當即將其打昏。
事已至此，關玉衡覺得茲事體大，連夜召開了連以上干部會，集體討論對日本間諜的處置。據1956年的《白城日報》記載，董平輿曾回憶說：“他與陸鴻勛營長兩人建議‘秘密處決’，眾人積極響應。于是，關團長命令寧文龍、王秉義兩連長帶兵將中村四人押赴軍營后山七八里僻靜之處，一并槍決。除重要文件、物證呈報外，包括馬匹行李，全部焚毀滅跡。封鎖消息，嚴格保密。時間是1931年6月27日凌晨12時30分左右。接著，關團長連夜把這個事件的經過報告張學良，張學良很快批示‘妥善滅跡，作好保密’。”
另據日本歷史學家古屋哲夫編纂的《日中戰爭史研究》，日本參謀本部在1931年上半年，曾派出3支“科學考察隊”，中村一行即為其中一支。
1931年7月初，兩支考察隊都已返回東京，唯不見中村回家，又沒有電信情報。7月18日，負責接應中村的關東軍特工二處的片倉衷大尉按預定計劃，到吉林省洮南地區的王爺廟接應中村。片倉衷曾接到中村由海拉爾發出的最后一份電報，可是距離中村應該到達洮南的日期已經過了20多天，還不見中村的人影。
不僅如此，據1963年日本朝日新聞社出版的《滿洲事變日志記錄》：片倉衷發現沿途軍警盤查忽然嚴格起來，他感到情況不妙，向關東軍特務機關頭子土肥原賢二報告。土肥原命令：“不惜一切代價，不擇手段秘密查明情況。”于是片倉衷喬裝打扮，沿著中村所走的洮索路線向北尋找，行至察爾森四方臺子，即中村被抓獲的地方。在這一帶修筑鐵路的一個叫王翼先的工頭，爆出了“猛料”：軍事禁區興安區內出現了“國際間諜組”，他們有日本人、俄國人、中國人，還有蒙古人，為首的日本人被中國屯墾軍捉住殺了頭，這個日本大官有只“三道梁”手表，非常好，現被他的朋友、三團司務長李德保當在洮南大興當鋪里。
這是個關鍵的線索，關玉衡命令禁止一切消息走漏，為什么中村的手表卻被李德保典當了呢？稍后會揭開這個謎。令人不解的是，一向囂張的日軍，為什么不利用這個事件，立即發動侵華戰爭，而要等到9月18日呢？
可能是因為日軍沒有準備好，也沒找到栽贓中國的證據。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篡的《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披露了中村此行的目的主要有兩項：一、化裝潛入海拉爾、洮南地區，搜集興安屯墾區軍事情報，調查日軍在進入滿蒙時，在宿營、給養、供水以及交通等方面可能遇到的困難；二、秘密聯絡當地親日蒙古王公，準備策應日軍進占。為此，中村先后兩下興安區。
井杉延太郎的口供也提供了證據：1931年2月7日，中村經齊齊哈爾沿綽爾河到扎賚特旗王府，參與旗札薩克（旗主，蒙古的地方小王爺）巴布扎布秘密召開的東蒙王公會議，鼓動東蒙獨立。后來，中村一行的行跡被興安區屯墾軍所監視，懾于屯墾軍的嚴密防范，中村震太郎不得不中途止步，匆匆返回沈陽。
第二次即是6月中旬。在既無興安區屯墾公署的簽證、又未經興安區屯墾軍司令部的批準、手續極不完備的情況下，“日本農學家”中村震太郎于6月2日，在日本關東軍特務片倉衷大尉的接應下，來到關東軍駐齊齊哈爾的秘密接頭地點——朝日旅館。中村先找到在此開小旅館的日軍預備役曹長井杉延太郎，井杉給他雇了兩名向導，一個是仇視布爾什維克的俄國人，人稱“戈礦師”，他是萬寶煤礦的采礦師，懂日、蒙、漢語，任翻譯和馬夫；另一個人是個漢奸，叫劉文茂，蒙古族，扎賚特旗人，是旗札薩克巴布扎布的女婿。
6月5日，中村一行4人乘火車從齊齊哈爾出發，6月9日，他們從博克圖附近的宜立克都車站下車，改騎馬行軍，沿著興安嶺索倫山，向洮河南岸進發，相當于從北向南穿越興安區，一路觀察測量。22日到達烏蘭浩特附近的察爾森。他們一路上一直翻山越嶺，山里氣溫低，所以他們著裝很厚。6月25日，行至察爾森四方臺子。這里就是興安屯墾軍第三團團部，便發生了前面的故事。
此時，日軍尚不清楚中村是否死于東北軍之手，中村的情報又可能在中國軍人手中，日本沒有興安區的軍事情報，故不敢貿然出擊。這或許是“九一八”沒有提前發生的原因之一。
就在日軍逡巡之際，又一個線索送上門來。7月上旬，中村的蒙古族向導劉文茂家人，聽到走漏的消息，找上門來尋尸，遭到屯墾軍的阻止，劉文茂家人回去告訴扎賚特旗的札薩克巴布扎布。巴布扎布聽到消息，出于翁婿親情，遂大動肝火，欲派蒙古騎兵去找關玉衡問罪。
就在他企圖發兵之際，一個“好心人”勸住了他。1954年內蒙古政協編纂的《文史資料選輯》記載：著名的“蒙獨王爺”德穆楚克棟魯普在解放后聊起，最早策動內蒙古獨立的蒙奸——烏泰，因為遭到中國政府的通緝，此時恰好藏身在扎賚特旗。
烏泰聞此“噩耗”，深感這是個挑撥離間的良機。他“好心”勸住巴布扎布“不要魯莽蠻干”，“你斗得過屯墾軍嗎？不如繞道去齊齊哈爾和洮南報告日本人，比咱們力量大得很！”結果，兩人以去黑龍江省和洮南辦事為名，分別找到齊齊哈爾的日本領事長林義雄和洮南“滿鐵”所長河野正直。
聽到這個可靠消息，8月初，土肥原賢二親自來到興安區，想要找到中村遇害的證據，揚言要“帶關東軍一個聯隊，武力搜查興安”。“滿鐵”所長河野正直陪他到了洮安縣（今吉林白城市），剛下火車，土肥原就在車站被繁瑣地“安檢”，他始知中國軍隊早有防備，囂張的氣焰有所收斂。到興安屯墾公署時，他怕中國人“暗算”他，向中國駐軍申請沿途保衛，又遭到興安區政府的拒絕。土肥原開始害怕，他躲到扎賚特旗烏泰的家里，眾蒙古王公勸阻他說，別成了“第二個中村”，“回去吧！關玉衡魯莽得很！”故此，土肥原“尋尸”作罷，灰溜溜地返回了沈陽，他對當地報紙說中國軍隊是如何如何野蠻，又跑到東京，向陸軍和內閣煽動“必須武力解決”！
因為土肥原手中依然沒有中村死于中國軍人之手的確鑿證據，不便于為此制造事端。但他并不肯放棄，決定派赫赫有名的川島芳子去找中村的手表。川島芳子的這段經歷，是在她戰后受審時，被指控律師公之于眾的。
前面提到的那個筑路工頭王翼先，此時已被日本特工收買。8月9日，在關東軍駐齊齊哈爾的特工鈴木的安排下，由王翼先做中間人，邀請李德保來齊齊哈爾的朝日旅館喝酒。迎接他倆的是兩個身著和服、花枝招展的妙齡女子，一個叫植松菊子，另一個稱是朝鮮人，姓金。兩位妓女百般媚態地款待“客人”。鈴木得知李德保有很深的吃喝嫖賭惡習，時常手頭拮據，他趁機說：“金姑娘從南滿帶來不少‘白貨’(海洛因)，因急于回國，想低價出售。”一心想發財的李德保講價后要全部買下，可隨身帶的錢不夠。金姑娘便說：“錢不夠，有什么抵押的也行。”李德保便從上衣兜里掏出一張當票。金姑娘接過仔細看后，突然臉色一變，厲聲問道：“你知道我是誰嗎？我是關東軍!”李德保聞聲色變，奪門欲逃，鈴木和植松菊子早已拔出手槍和匕首封住門口。李德保見無路可逃，“撲通”一聲跪在地上，磕頭求饒。在黑洞洞的槍口下，他供出了中村震太郎等人被秘密處死的詳情。原來，6月26日晚，中村震太郎在審訊室與中國官兵廝打時，手表被打落到門后，恰逢李德保進屋送夜餐，便趁混亂之機將表偷偷撿起，隨手裝入兜中溜走。不久，為償還賭債，他把手表押到“大興”當鋪。
川島芳子聽罷，端起一杯酒敬給給李德保，并拿出兩包銀元。被嚇破膽的李德保轉悲為喜，把銀元揣進懷里，將酒一飲而盡。誰知，酒里放入了日軍的慢性毒藥，當天夜里，他就被毒死在旅館的床上。
手中有了證據，接下來，日軍以賊喊捉賊的伎倆，反誣中國興安屯墾軍謀財害命，為了一塊手表，開槍打死“大日本臣民”，對其特務活動卻閉口不說，以此作掩護，佯作交涉，要求東北當局嚴懲當事人。“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關東軍高級參謀石原莞爾中佐提出：加派一個步兵大隊為基干部隊，以保護洮索鐵路沿線日本僑民的安全為由，準備提前制造侵略東北的事變。
9月13日，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以前所未有的壓力，再次威逼東北當局逮捕關玉衡，并要求中國將“中村事件”有關材料全部調來。當時張學良在北平協和醫院養病，沈陽的政務由東北保安軍參謀長榮臻代理。為應付日方不斷的糾纏，當天，榮臻不得不派憲兵，大張旗鼓地前往興安區，“拿辦”關玉衡。
關玉衡后來回憶：“中村間諜案證據確鑿，只要將原始證據調來，我去沈陽對質好了”，所以不待憲兵趕到，9月16日，關玉衡就著便裝徑自去了沈陽，向東北軍政要員匯報了一切，得到軍政各界的理解。為了表演給日本人看，他被送入沈陽的監獄。得知關玉衡的下落，日軍南滿守備隊一天幾次到監獄去鬧，要把關“引渡”出來。關玉衡回憶說，東北軍炮兵總監馮秉權用汽車把我接到沈陽小東關小津橋馮的私宅。馮總監對我說：“榮臻為保護你，才令我把你接來敝寓，城內尚平靜，小津橋這帶更為安全，請你放心吧！”
9月17日，林久治郎與關玉衡當面對質。關玉衡拿出中村等四名間諜活動的全部證據，林久治郎無話可答。就在交涉的第二天，“九一八”的炮聲驚醒了沈陽。關玉衡回憶，事變發生的當夜，負責“監管”關玉衡的憲兵副司令李香甫感覺不妙，怕日軍報復，趕緊放了他。9月20日，關玉衡與李香甫二人化裝后，逃出了沈陽，此時遼寧已是一片兵荒馬亂，關玉衡本想回興安區指揮舊部抗日，但聽說興安屯墾軍已經撤往黑龍江，便改路到達北平。9月24日，張學良將軍在北平中央飯店召見關玉衡。奇怪的是，張學良沒有聽取關玉衡對中村事件的報告，卻是一臉平靜地說，今年中日交涉的外交案件60起之多，“你這是個小案件，沒有什么”。
張學良的話暗含玄機。這一系列“小案”，都是山雨欲來的前奏，也都是日軍挑起侵略戰爭的借口之一。
凡中國國家地理網刊登內容，未經授權許可，任何媒體和個人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它方式使用。
已經本網書面授權的，在使用時必須注明來源。違反上述聲明的，本網將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