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運河是世界上開鑿最早、最長的一條人工河道,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水利工程。無論是從文獻記載還是從考古發現看，歷史上的聊城地區都是大運河重要節點城市。在國家建設大運河文化帶的時代背景下，加強聊城運河文化遺產的研究，系統開展考古工作，形成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對于充分展現聊城的城市文化內涵，促進運河文化帶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聊城  大運河文化遺產  考古

聊城歷史悠久,早在四、五千年前這里就出現了以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類型，特別是龍山文化時期遺存十分豐富。考古工作者先后發現了以景陽岡、教場鋪為中心兩組八座龍山文化城址，為探索黃河流域文明的起源問題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一、聊城與大運河

聊城因水而生，與水結緣，大運河與黃河、衛河、馬頰河、徒駭河在境內穿流而過，有“江北水城 運河古都”的美譽。水就是這座城市的靈魂，市區湖、河水域面積多達13平方公里，城市呈現“湖水相連，城湖相依，城在水中，水在城中”的江南水鄉風情。  

聊城境內大運河主要包括衛河聊城段和會通河聊城段兩部分。衛河聊城段始鑿于隋，流經現臨清市，其中主河道全長12.5公里。會通河聊城段始鑿于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流經現陽谷縣、東昌府區、臨清市境，全長97.5公里。明清時期,會通河成為南糧北運以及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聊城也得益于漕運的興盛,成為運河九大商埠之一,被譽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會”,經濟繁榮、文化昌盛達400年之久。

二、大運河聊城段相關文化遺產及特征

大運河聊城段并存著多種遺產形式，包括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文化景觀遺產。以下從文物考古的角度，對其中部分遺產簡要介紹：

（一）河道遺址

5處。以會通河和衛河為主河道，在其沿線流經的戴灣村和東昌府區分別存有兩段月河遺址，還有東昌湖和陽谷縣阿城鎮陶城鋪運河支線。東昌府月河元代修建，長900米。戴灣月河明代修建，長620米。陶城鋪運河是大運河支線，清光緒七年（1881 年）開鑿，長7.2公里。東昌湖原為宋代護城河，經歷代逐漸開挖而成， 水域 4.2 平方公里，是江北最大的人工湖泊。

（二）航運工程設施遺存

24 處，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京杭大運河山東聊城段的核心內容。包括荊門上閘、荊門下閘、阿城上閘、阿城下閘、七級上閘、七級下閘、周家店船閘、李海務閘、永通閘（辛閘）、梁鄉閘、土橋閘、戴灣閘、磚閘（二閘）、會通閘（會通橋）、臨清閘（問津橋）、陶城鋪閘、水門橋碼頭 、七級碼頭、運河大碼頭、運河小碼頭、三元閣碼頭水門橋、迎春橋和月徑橋。

這些航運工程設施分別建于元至清代，多為青石砌筑。閘形制基本相同，由墩臺、雁翅、石防墻、閘板等構成；碼頭有臺階可供上下；橋梁由青石或磚砌筑而成，跨躍河道，部分橋梁為閘橋，兼顧船閘和交通的雙重功能。

（三）古代運河設施和管理機構遺存

3 處，分別是阿城鹽運分司、魏灣鈔關分關和臨清運河鈔關，始建于明宣德至清乾隆年間，均為木結構建筑，由多進院落組成。其中臨清運河鈔關是明清兩代中央政府設于運河督理漕運稅收的直屬機構,是目前國內僅存的一處運河鈔關, 魏灣鈔關則是臨清運河鈔關下設的分關。

（四）磚窯遺址

1處，河隈張莊明清磚官窯遺址，位于臨清市戴灣鄉河隈張莊村東側。遺址面積約 30 萬平方米 ，現存殘窯 10 余處。窯室呈馬蹄形或圓形，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一處窯址為 Y1 窯址，平面呈馬蹄形，高出地面2 米，窯室為紅燒土掩埋，整個窯址占地面積 175平方米。地表存留有帶明、清印記的大磚殘塊。

聊城運河文化既有運河沿線城市的共性，同時也有自己鮮明的特征，主要表現為：

1、線性分布

從地域分布看，聊城段運河從最南端的陽谷縣張秋鎮入境，至最北端的臨清市入衛運河出境，跨陽谷縣、東昌府區、臨清市3個行政區域，都是連貫的線性和帶狀的區域。從社會發展看，沿聊城段運河形成了一條經濟繁榮帶、城鎮隆起帶、文化昌盛帶，呈現出跨越流域廣泛、歷史信息豐富、沿河遺跡密布、文明形態復雜、文化樣式多元的線性特征，是大運河作為文化線路、文化廊道的微觀體現。

2、類型多元

大運河聊城段遺產類型豐富，包括河道、堤壩、涵閘、碼頭等水利工程設施；運河沿岸公署、鈔關等管理機構遺存；運河沿岸興建的附屬建筑；因運河而興盛繁榮的城鎮；形成的各種運河文化景觀遺產；與大運河相關的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充分體現了類型多元的特點。

3、水工設施眾多

為了解決聊城地勢懸殊、缺少水源的困難,在運河聊城段上設置了大量的涵閘、碼頭、橋梁等水工設施,為運河長達四百余年的暢通提供了保證。聊城運河沿線水工設施遺存數量在整個會通河段首屈一指。

三、大運河聊城段的重要考古發現

20世紀90年代開始，文物部門開始對大運河聊城段文化遺產進行廣泛的考古調查發掘，并獲得了一系列重要發現。

（一）南水北調工程中的考古發現

1、土橋閘考古調查發掘

2010 年 8～12 月，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聊城市文物局、東昌府區文物管理所對土橋閘一帶進行了調查發掘。船閘由迎水燕翅、閘口、分水燕尾、裹頭、閘墩、底板、木樁、弧形石墻、荒石等組成，調查發現月河、大王廟、關帝廟、減水閘遺跡，出土器物上萬件，主要為明清青花瓷，還有部分青瓷、白瓷、青白瓷、藍釉瓷、粉彩瓷、釉上彩瓷等；器形有碗、盤、壺、杯、盒及人物塑像；紋飾有植物、人物、動物及文字等，底部有花草、文字、年號、符號等。出土鐵器近千件，包括生活用具、船上用具、造船或加固船板器具、船閘相關設施附件等，如木樁鐵套、鋦扣、戈狀勾刺等，另外還有鎮水獸、“永樂通寶”、“康熙通寶”、“乾隆通寶”等明清錢幣。考古發掘證明土橋閘是目前大運河上保存條件最好的船閘之一。

2、七級碼頭考古發掘

2011 年 3～4 月，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聊城市文物局、陽谷縣文物管理所對七級碼頭遺址進行了全面發掘。確定了碼頭的結構、尺寸、構筑方法。碼頭由石砌臺階狀慢道、頂部平臺及臺階下夯土平臺組成。發現了水線和大量反復插拔的木樁痕跡，出土清代、民國時石碑六方，碑座、碑首若干。出土數量較多的青花瓷、少量的白瓷、青瓷、藍釉瓷、彩瓷及日常生活陶器、陶硯臺、小型石器和少量銅錢等。2012年七級碼頭、土橋閘與濟寧南旺分水樞紐遺址作為一組入選“201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3、七級下閘考古發掘

2012年12月至2013年１月，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七級下閘進行了考古發掘。發現船閘由閘口、迎水燕翅、跌水燕尾、翼墻、裹頭、墩臺、閘底板、木樁 、荒石等組成，基本了解了七級下閘的形制、結構、尺寸以及改建狀況。出土較多青花瓷，少量白瓷、青瓷、藍釉瓷、黃釉瓷、彩瓷，可辨器形有碗、盤、碟、杯、筆洗等。另外出土了絞關石、鋦扣、石樁、陶模。

4、河隈張莊磚窯址發掘

2010 年 11 月至 2011 年 5 月，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隈張莊村東南部展開大規模發掘，揭露面積近5000平方米。發現明清代窯址 18座，道路、灰坑、活動面等遺跡。窯址結構基本一致，由長梯形斜坡式操作間、火門、長方形火塘、馬蹄形或長方形窯室及方形煙囪構成。出土大量青灰磚，其中完整者且戳印款銘的約 100 多塊，有款銘的殘塊數百塊，款銘為長方形單線框內單行楷書，內容有紀年、窯戶及作頭姓名，如：“天啟五年上廠窯戶王甸作頭張義造”、“乾隆四十二年窯戶孟守科作頭崔成造”、“道光十年臨磚程窯作頭崔貴造”，以豐富的實物資料填補了史籍中有關窯址形制、結構及窯廠規模大小等記載的闕如。

（二）大運河維修整治中的考古發現

1. 周店船閘考古調查發掘

２0１3 年７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聊城市文物局、東昌府區文物管理所對周家店閘一帶進行了調査發掘，清理了南閘、月河涵洞、月河河道南段 、南閘與北閘之間的運河河道。發現南北閘結構基本相同，有閘口、燕翅、金剛墻、底板、鑄鐵絞磨組成，出土物以青花瓷、白瓷、青釉瓷為主，少量藍釉、黑釉、褐釉以及醬釉瓷器、陶器及紫砂器，考古調查發現通濟橋石碑兩通、碑座兩方。

       2.維修工程及河道整治中的發現

2012年-2014年，配合申遺工作，聊城先后開展了臨清鈔關、會通閘、臨清閘、磚閘、陽谷荊門上下閘、阿城上下閘、陶城鋪閘、東昌府區梁閘、辛閘的維修工程。同時，對部分運河河段如聊城城區段、臨清城區段、陽谷阿城至張秋段進行疏浚和整治。施工過程中陸續發現了碑刻、鎮水獸、絞關石、瓷器、錢幣等遺存。在國保單位臨清鈔關的維修中，勘探出公堂、中軒、后堂、皂隸房、巡欄房、書辦房基址，作為建筑群的重要組成部分，予以標識和展示。

     （三）河道整治工程中的考古發現

1、1999年，聊城市文物部門在聊城市區運河河道清淤過程中發現大量元、明、清時期的瓷片、錢幣等。

2、2002年4月13日，聊城市區段運河疏浚時，在現閘口（明清通濟閘）北100米，運河河床東側發現一艘古船殘骸，聊城市文物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船為長條狀，殘留部分多為船底木板，底長16.2米。古船的兩端窄，中間寬，殘存八個區，由七道橫梁相隔。船雖已殘損，但船底和結構基本保存，形狀清晰。長條木板拼接成平底船底，兩端另結檔板，系平底船，具有元代運糧船的特征。船殘存48塊木板，兩根圓木，為杉木料。在古船底艙內，出土了完整的鐵胎瓶、青釉瓷豆、白釉瓷碗。

3、2003年，聊城市文物局在運河沿線五百米范圍內調查發現了不可移動文物93處，碑刻數百塊。

三、大運河聊城段文化遺產的研究和保護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召開的第3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中國大運河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2019年2月，中辦、國辦印發了《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把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提升為國家戰略，為新時代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描繪了宏偉藍圖。“后申遺時代”，如何加強運河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和內涵研究，是當下文物工作者需要重點思考的問題,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點著手：

• 充分認識大運河考古對于遺產保護的重要作用

大運河考古包括對大運河本體、航運設施、管理機構與設施、運河沿岸、城市城鎮鄉村與文化遺跡，以及石刻與相關遺存的考古發掘和研究。

在申遺過程中，考古工作對其價值闡釋發揮了關鍵作用。以聊城為例，運河船閘、碼頭的發掘，使運河河水與河道的變化狀況、船只停靠岸邊的方式逐漸清晰。以七級碼頭為重點的古街區清理，確定了古鎮的歷史及古街鋪設構成方法，與碼頭和兩側店鋪相結合，重現運河古鎮交通暢達、商業繁華的景象。碑刻、古船、大量瓷器、鐵器的出土，再現了運河漕運的繁華。應充分認識到，大運河考古是研究大運河遺產的基礎性工作，對于推動構建大運河世界遺產體系、文保體系、博物館體系、考古遺址公園體系和綜合性的大運河文化帶有著重要作用。

（二）持續系統地開展大運河考古工作

2010年8月，《大運河遺產山東聊城段保護規劃》由聊城市政府正式公布實施。該規劃對聊城運河遺產進行了梳理，為遺產的保護利用提出了主導性意見。近年來，聊城市以規劃為藍本和準繩，加快各項運河遺產保護工程的開展實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因為聊城大運河考古工作的滯后，《大運河遺產山東聊城段保護規劃》無法對部分遺產點段、少數航運設施編制具體方案，及時采取保護措施。需要系統地開展考古工作，立足重點，以點帶線，全面推進。尤其要深入開展運河河道、航運設施、碼頭遺址的考古工作，重點圍繞東昌府月河、戴灣月河、陶城鋪運河河道、李海務閘、水門橋碼頭、三元閣碼頭、迎春橋、魏灣鈔關分關等等因淤埋占用，保存狀況不佳的遺址，無法準確定位的遺址，有計劃地開展短期、中期乃至長期的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形成有價值的考古研究材料，增強實證性。

（三）加強運河文化遺產的科學研究

聊城對比其他運河沿線城市，在大運河科學研究方面較為薄弱。應該加強線性遺產研究，展現大運河文化帶獨特內涵，讓大運河更有生命力。

一是促進本地區文物科研單位和高校間的合作。

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成立于2012年6月，是國內首家以運河及其區域社會為研究對象的院級科研實體單位，研究領域涵蓋歷史學、文學、地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多個學科門類，在國內運河研究領域居于領先地位。可充分發揮本地區文物科研單位考古工作優勢，促進合作研究。通過聯合舉辦“運河學術研討會”等方式廣泛地開展學術對話，搭建研究平臺，提高大運河研究的力度和水平。

二是整理出版高質量的運河學術研究著作。

目前，聊城市已編輯出版《聊城運河文化研究》、《聊城運河備覽》、《運河圖鑒》等著作。還應進一步收集與運河相關古輿圖、水利志書、地方志等文獻資料，與運河相關的碑刻拓印、釋讀，以及覆蓋運河的老航片、衛片等資料，建立專門的運河文物檔案，形成歷史文獻匯編；加強與相關城市的交流對話和學術互動，全面、深入地挖掘聊城運河文化遺產內涵，形成權威的分析闡釋和科學的論證，促進學術成果轉化。

三是充分發揮博物館功能，對運河遺產進行宣傳展示。

博物館具有收藏、研究、展示的功能。聊城中國運河文化博物館2009年開館，是國內第一座以運河文化為主題的大型專題性博物館。館內設立了以運河文化為主題的基本陳列。目前為了更好宣傳和展示運河文化遺產，博物館正在組織策劃基本陳列的改造提升，將更充分地利用館藏資源，打造運河遺產的宣傳展示平臺。

四是在考古工作中應用新技術。

面對大空間和長時段的大運河，需要打破傳統考古方式，嘗試利用空間信息技術等新技術和新方法，結合歷史輿圖的判讀，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從而直觀地揭示出運河遺產的本質特征與演變規律，為運河遺產判別提供依據。

千年古運河，逢春展新姿。大運河“后申遺時代”，文物考古工作必將在大運河的保護、遺產利用、文化帶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為大運河城市及大運河文化作出更加系統、鮮活的解讀。

參考文獻：［1］林留根：《世界文化遺產中國大運河的考古闡釋與文化解讀》，《東南文化》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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