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的荒野
記錄全球野生動物消費
文章出自：中國國家地理 2006年第12期
標簽： 生物地理
從熱帶森林獵取野生動物的貿易所產生的影響是驚人的。熱帶森林哺乳動物的產出通常只有熱帶草地的1/10或更少，所以捕獵必須保持在很低的水平才能避免野生動物種群的滅絕。而如今，許多熱帶森林都面臨著野生動物被過度捕獵以供應貿易的需要。伴隨著全球化進程，野生動物貿易鏈突破了任何一種動物原產地的國家邊境，用船和飛機將這些野生動物帶到遠方的市場：喀麥隆的鸚鵡和加納出產的煙熏猴肉在紐約和倫敦出售，印度尼西亞的龜類和穿山甲在河內和廣州被消費。
然而事實上，人類在拉丁美洲的狩獵歷史已有1萬年了，東南亞4萬年，非洲10萬年，這么長時間的狩獵都沒把當地的生態平衡破壞，說明今天人類的狩獵方式對生態的影響是巨大的。
在柬埔寨，AK47和地雷都被用來狩獵
近年來，捕獵和貿易對熱帶森林里的野生動物極具威脅力。
過去50年來，東南亞、中非以及亞馬孫地區各個國家的平均人口增長率超過了300%；與此同時，森林也在快速消失，這就意味著單位面積的森林所面臨的捕獵壓力大大增加了。如果森林中的人完全依賴野生生物為食的話，那么每平方公里熱帶森林最多能養活一個人，如今，除了在亞馬孫最邊遠的地區以外，大部分熱帶森林的人口密度遠遠高于這個數字。
通過先進的航運、鐵路、空運以及公路交通系統，荒野變得越來越容易進入了。這些交通系統是因伐木、開采石油以及開發其他自然資源而建立起來的，非洲和亞洲僅存的熱帶森林無一不被伐木或其他用途的道路所深入。一旦道路進入森林，外來的捕獵者和武器（用于做圈套的鐵絲、獵槍彈，甚至夜間狩獵用的電池）也會同時進入，野生動物便迅速地流向森林外邊的城市，在那里被銷售或者通過航運或空運轉向國際市場。在剛果，一片森林經伐木公司開發后，那里的野生動物密度在3個星期內下降了1/4還要多；在馬來西亞的沙撈越，伐木道路進入森林后的一年左右時間里，所有大型哺乳動物都消失了。
過去人們使用傳統的武器和手段來進行捕獵，所用的工具主要是由森林里的天然材料制成的。如今，大部分人狩獵時使用的是高效和無針對性的武器，如鐵絲圈套和火器，從而能捕獲更多數量和種類的動物。此外，許多熱帶森林所在的地區近年來爆發國內戰亂，使戰爭用的武器更容易被百姓用于狩獵。比如在柬埔寨，AK47甚至地雷都被用來狩獵。如要獲得虎骨，只需抓一只猴子用繩拴在觸發地雷的范圍之內，當老虎來捕食猴子的時候會使地雷爆炸，獵人就在動物的殘骸中收集虎骨。
以前獵人捕獲動物主要是為了填飽家人的肚子，而現在，在城市消費者們不斷增長的購買力驅動下，狩獵已經變成一項涉及數十億美元的、國際化的商業行為。
所有數據都表明野生動物貿易十分龐大
如今，許多野生動物貿易都是非法的，特別是跨國的野生動物貿易。因此，要了解這項貿易的精確規模極為困難，但是現有的所有數據都表明這項貿易十分龐大。
僅在赤道幾內亞的馬拉博以及印度尼西亞的蘇拉威西島北部，每年分別有大約13000和9萬只野生哺乳類動物的肉被出售；在加蓬，每年有大約12000噸（活體重量）野生動物在市場上出售；在爪哇的一個市場里，野生鳥類寵物市場的年交易量在50萬到150萬只；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一個省的野生動物出口價值每年都能達到360萬美元，其中包括了穿山甲、貓科動物、熊和靈長類動物。越南的河內市約有1500間餐館提供野味，峴港的一名野生動物販子聲稱每周都有高達6噸的貿易量在市內銷售或銷往河內、胡志明市和中國。
有些動物因其具有極高的經濟價值而更加受到威脅。每年都有超過21000只非洲灰鸚鵡由喀麥隆出口，這超出了該物種可持續捕獲量的兩倍，而其中14—50%的鸚鵡會在出口之前死去，這意味著實際的捕獲量將更高。1970年到1993年間，亞洲的主要消費國從產地國進口了至少10噸虎骨（相當于500—1000只虎）。蘇門答臘在1998年至2002年間，每年都有約51只老虎被獵殺，多數銷往東亞。
野生動物貿易也在其他非熱帶地區進行著。在蒙古，野生毛皮動物的年獵獲量大約是：西伯利亞旱獺300萬只，沙狐20萬只，赤狐18.5萬只。
最大的野生動物消費國是美國和中國。從1992年到2002年，美國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貿易量增長了75%。2002年，進口到美國的有合法證明的野生動物貨運量超過了38000頭哺乳動物、365000只鳥、200萬頭爬行類動物，以及4900萬只兩棲類動物。非法的貿易規模仍然未知，但在主要機場檢獲的兩起案件中，沒收了用于婚禮接待用的來自幾內亞的26只猴子，以及270公斤來自加納的鼠類、松鼠、蝙蝠和小羚羊的肉。
中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的龜類、象牙、虎制品以及穿山甲的進口國。這方面的數據雖然不充分，但仍能說明問題：2000年每周都有25噸龜類從蘇門答臘出口到中國；到2003年，隨著蘇門答臘島上野生龜類數量的下降，這一出口量也減少到了每周7噸。任何時候，在廣州和深圳的市場上，都能看到超過9萬條蛇和24000只龜在出售；在這兩個地點進行的市場調查一共記錄了39種哺乳類、453種鳥類、154種爬行類以及31種兩棲類動物。從1998年1月到2001年9月，至少有30—45噸象牙在運往中國的途中被執法部門查獲。而2002年，15000張穿山甲皮在從印度尼西亞運往中國的途中被泰國的有關部門查獲。
“空森林綜合癥”四處蔓延
隨著野生動物貿易對捕獵行為驅動力的增加，在任何地方，我們都可以看到野生動物貿易呈現“繁榮—蕭條”的交替曲線——市場開放后，捕獵率最初呈上升趨勢，然后隨著野生動物種群的減少，捕獵率也會迅速下降。當所需求的物種數量在一個地區下降時，市場又會開辟新的區域或物種作為補充，從而使物種的喪失循環不斷。
在赤道幾內亞的比奧科（Bioko）島上，靈長類的種群數量在一些區域因捕獵而下降了近90%，而在其他區域里則近乎滅絕。在肯尼亞的一個森林里，大型有蹄類動物的數量因捕獵而下降到了不再具有狩獵價值的程度。喀麥隆的大部分大型哺乳動物，包括象、野牛、羚羊、黑猩猩、豹和獅子，因過去50年里的捕獵而滅絕了。即使在人口密度極低的亞馬孫河流域，野生動物的數量在某些狩獵區里也減少了81%。
亞洲的情況更是令人擔憂。東南亞近半數的自然保護區中至少有一種大型哺乳類動物因捕獵而消失。馬來西亞的沙撈越州庫巴（Kubah）國家公園里，所有的靈長類動物及犀鳥都被捕殺殆盡；而已知的數據顯示，穿山甲正從它們的亞洲分布區漸漸消失，主要原因就在于貿易。虎也正從亞洲——它們最后的要塞消失，3個亞種的虎已經滅絕，剩下的亞種僅剩不足5000頭。
“空森林綜合癥”——美麗的森林因野生動物被狩獵殆盡而變得越來越寂靜——這一現象在亞洲和西非的許多地方都已成現實，并且正快速向其他熱帶森林擴散。
熱帶森林以外的野生動物也受到動物貿易的巨大影響。在蒙古，僅在5年之內，賽加羚羊的數量就從5000只急劇下降到了不足800只；在1986年至2004年間，馬鹿的數量從13萬頭下降到了8000至1萬頭左右；而旱獺數量一度高達4000萬只，卻在1990年下降到了2000萬只左右，到了2002年更是跌到了500萬只。
狩獵是原住民維持生計的惟一手段
熱帶森林原住民們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野生動物作為食物和收入的來源，例如在加蓬的農村，60%的蛋白質攝入來源于野生動物。在拉丁美洲，受調查的10個原住民部落中，每人每天從野生肉類攝入59.6克蛋白質，這一數字遠高于健康生存所需的蛋白質攝入量。馬來西亞沙撈越州的原住民，飲食中的29%都含有野生肉類；而對于坷拉比原住民（Kalabits）來說，這個數字變成了67%，并且這是他們主要的蛋白質來源。這些數字表明，狩獵是原住民維持生計的重要方式。然而，這些原住民正經歷著從滿足基本的物質需求到追隨市場經濟利益的轉變，野生動物通過新建的道路流失到遙遠的市場就意味著關鍵的生存資源正在消失。在邊遠森林中生活的人們除了狩獵以外甚至沒有其他生存手段，因此只能走向更加嚴重的貧困。
事實上，在菲律賓，10年之間，埃格塔（Agta）族的狩獵成功率從63%下降到16%，而他們每次狩獵的捕殺率則下降了86%，曾經擁有豐富狩獵資源的埃格塔族獵人也因此淪為了不得不靠掠奪稀缺資源才能掙扎生存的人。
野生動物市場是繁殖和傳播病菌的絕佳場所
許多由野生動物攜帶的病菌能同樣感染人類。在自然界中，這種情況通常不會發生，因為人類和野生動物之間很少親密接觸。然而，一旦人類開始捕殺野生動物，就會直接接觸到它們的體液，因此大大增加了感染由動物攜帶的病菌的機會。依波拉出血熱是中非的一種高致病性和高危險性疾病，就是人們通過與大猩猩和猴子體液接觸而傳染上的，過去10年里，這種病的每次爆發都能追溯到被人類捕獵了的大猩猩。
野生動物貿易還存在著其他更大的危險。交易中的動物往往來自世界不同地方，它們匯集在擁擠的市場中，市場的人口密度又很高，這就形成了一系列可能發生的危險聯系。首先，動物和消費者來自不同的生態系統，消費者以前從未接觸過這些動物，因此不具有對動物所攜帶病毒的抵抗力；而不同的動物又來自不同的生態系統，同樣對彼此攜帶的病毒沒有抵抗力，這就為病毒在不同物種之間的傳播提供了條件。市場上被囚禁動物的籠子經常一個疊在另一個上面，動物們能接觸彼此的排泄物，而它們本身又因被困而承受著很大的精神壓力，抵抗力十分低下，即使在比較衛生的條件下，這樣的情況仍然是潛在的傳染機會。對于能在不同物種間傳染的病毒而言，野生動物市場就是一個繁殖和傳播的絕佳場所。
許多人為把狩獵和野生動物貿易減少到可持續的水平作出了努力。從森林中的野生動物資源到終端市場，人們通過在貿易鏈中的各個環節引入保護項目來實現這個目標。人們的經驗是，要想成功就必須深入了解當地的情況，以生物學和社會學知識為基礎，讓保護方案既能平衡野生動物保護的需要又能滿足當地人民在社會經濟發展與營養攝入上的需求。
野生動物貿易是現今對野生動物的最大威脅。全球化以及城市居民在世界范圍內產生的深遠影響，極大地超出了現有管理體系對貿易的控制能力。法律常常滯后和不夠充分，政府的野生動物管理部門往往不幸地缺乏人手和能力，只有很少人意識到這一問題的規模和影響，而且政府也缺乏解決問題的政治意愿。一些具體案例的成功給了我們希望，說明野生動物貿易是能夠減少到可持續水平的，在保護野生動物的同時也能維持原住民的生計。當然，這需要責任感，需要有愿意為之努力的人們，需要資金，也需要來自不同層次的政治上的支持。為了我們的下一代，如果要保護地球上這些美麗壯觀的野生動物，同樣的努力還需要擴展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到動物們棲息的家園里，以及其他充滿野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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