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吐魯番有個著名的高昌故城，往返其間，要穿過阿斯塔那村。村北有一片古墓群，就叫阿斯塔那古墓群，方圓10平方公里內，散布著500座墓葬，那是3世紀中葉至8世紀末高昌城居民的地下世界。

地下世界其實就是地上世界的映射。在跨越西晉到唐朝的500年時光里，阿斯塔那展現了一個怎樣的世界？漢人、車師、突厥、高車、粟特……華夷雜處，五色交融。正是既有絲綢西去，也有佛來東土。

讓我們把目光聚焦在這里大量出土的絲織品上吧。

1984年，阿斯塔那170號墓出土了一件公元558年的“聯(lián)珠對孔雀錦”，一對孔雀，被一圈連續(xù)的圍成圓形的圓珠環(huán)繞。這件聯(lián)珠對孔雀錦，是中國已知的最早的聯(lián)珠紋絲綢。

所謂的聯(lián)（連）珠紋，即以一圈連續(xù)的圓珠作為一個圖案的邊緣，可以組成條帶狀，也可以做菱格形，而更常見的，是圈成圓或橢圓形，環(huán)繞主紋。170號墓這件，主紋就是孔雀。

清華美院的教授尚剛曾撰文說，作為一種極單純的幾何形裝飾，聯(lián)珠的形式，曾出現在文化互不聯(lián)系的地域和時代，在中國的原始彩陶、商周青銅器以至于兩晉的青瓷上，都曾出現過聯(lián)珠紋，但“它們沒有形成自覺的連續(xù)的傳統(tǒng)，也看不出對6世紀中葉以來藝術的影響”，因此5世紀以后，在中國西北和北方絲綢之路沿線發(fā)現的聯(lián)珠紋錦或圖案，都是外來的。

這個外是哪呢？3世紀興起的薩珊波斯王朝。薩珊王朝以祆教為國教，在裝飾紋樣上，連續(xù)的圓珠，象征著日月星辰的天空，是一種對“神圣之光”的昭示和崇拜。

如果單看聯(lián)珠紋，其實還不能說明問題，還要看它所環(huán)繞的主體紋樣，二者組合，才富有文化含義。

阿斯塔那302號墓，出土了一片約產自公元653年的聯(lián)珠對馬紋錦，馬高大魁偉，生有雙翅，這是翼馬了，也即古人所說的天馬。在薩珊波斯，翼馬是日神米特拉的化身，因此翼馬紋富有宗教含義。

最罕見的是聯(lián)珠豬頭紋。阿斯塔那138號墓就出土了一件聯(lián)珠野豬頭紋錦覆面。所謂覆面，即蓋在逝者臉上的方巾。這個野豬頭，獠牙暴露，猙獰兇殘，與中國漢畫像磚上溫順肥胖的豬，大異其趣。是獨特的薩珊式紋樣。薩珊人崇尚武功，野豬是軍神維爾斯拉格納的化身。野豬在他們眼里，那是一頭“精悍的豬”。

中亞的野豬頭紋都出現于7世紀中葉前，此后就再無蹤影，因為此前那里尚未伊斯蘭化，而此后，當地不再織造，在中國也隨之絕跡。影響立竿見影。

聯(lián)珠紋是如何來到中國的呢？當然與佛法東傳以及溝通東西的絲綢之路有關。

中國與薩珊波斯的交往史，可上溯到公元455年。那一年，他們與北魏建立了聯(lián)系，然后在隨后的67年里，向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和洛陽一共派出了十個波斯使團。

除了波斯使者，還有一群耀眼的粟特人往來絲綢之路，他們善于經商和制作，從公元4世紀到8世紀上半葉，粟特人幾乎壟斷了自中亞到中國的商業(yè)貿易。于是聯(lián)珠紋的傳入，可能會有這樣幾種方式：直接從西亞的波斯或中亞的粟特地區(qū)傳人；中國工匠按照西方圖案仿制；粟特人在中國本土制造。

魏晉至唐的北方中國，胡風習習，人們甚或樂于接受胡風，聯(lián)珠紋也受到了同等待遇。比170號墓“聯(lián)珠對孔雀錦”還早20年，北齊大臣祖珽，就有一件聯(lián)珠對孔雀羅。而在另一位北齊重臣徐顯秀的墓葬壁畫里，也出現了聯(lián)珠紋。據尚剛的研究，自公元６世紀中葉開始，聯(lián)珠紋在中國起碼風靡了一個半世紀。不過，風靡之路上，卻也是且行且改造。

改造是多方位的。尤其在中國內地，華夏文明中心區(qū)，祆教意味濃厚的“野豬頭”，就從未出現過；西方的獅子也被東方的虎豹取代。東西方共同喜歡的鹿，頭上的角也從大角鹿變?yōu)殪`芝形。1973年，阿斯塔那出土了一幅八世紀初的“黃色聯(lián)珠雙龍紋錦”，在這幅圖案上，龍的形象，躍然出現。

薩珊聯(lián)珠紋錦的傳統(tǒng)，是圓環(huán)內多為單獨紋樣；而喜歡對稱的中國人，幾乎都內置對稱紋樣：對孔雀、對鴨、對龍……

聯(lián)珠的樣子也在逐漸變化，最初為單層圈，然后為雙層圈；雙層的外圈，先是從圓珠改為圓環(huán)，而后圓環(huán)又變?yōu)橹袊L格的卷云、卷草。當聯(lián)珠紋和卷云、花瓣結合時，一種新的紋樣也出現了：聯(lián)珠團窠紋。

1972年，阿斯塔那出土了一個別樣的絲綢：寶花環(huán)立鳥印花絹。由花卉和枝葉構成的外環(huán)，取代了圓珠，一只形似鴛鴦的水鳥，立于花中。圓形以外，還裝飾著向四面放射的菱形寶相花，這種紋樣被稱為寶花團窠。因出土時伴有永隆元年（680年）的文書，由此可知，寶花環(huán)團窠紋最晚在初唐已然出現。

聯(lián)珠紋的中國化，很多人認為至少與竇師綸有關。竇氏先祖原是鮮卑人，孝文帝時期改為漢姓竇氏，史書說“累世仕魏，皆至大官”。竇氏家族在文物營造方面有很大的建樹，名聲相當于清代的“樣式雷”家族。

竇師綸官封“陵陽公”，武德四年（621年），被派任益州，負責皇家服飾用器的管理與制造工作。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說：“高祖、太宗時，內庫瑞錦對雉、斗羊、翔鳳、游麟等，皆創(chuàng)自師綸，至今傳之，后人稱之為‘陵陽公樣’。”

陵陽公樣，就是一種聯(lián)珠或花卉團窠紋，內置對稱式動物：“對雉、斗羊、翔鳳、游麟”，時人頓覺耳目一新，竟流傳了二百余年。

八世紀中葉，薩珊波斯的聯(lián)珠紋基本絕跡。有人說，其原因之一是陵陽公樣的誕生。有人說，因為安史之亂后，人們漸漸厭惡胡風……回首聯(lián)珠紋的東傳之路，可見外來文明與本土文明融合的過程，舊物如何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