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傳家寶
文章出自：中華遺產 2013年第12期
家族：十一代蒙醫世家
傳家寶：祖傳外科手術工具
照片中這位身穿蒙古族傳統服飾的青年名叫阿南達，雖然年紀不大，卻身懷絕技，是家傳蒙醫第11代傳人。
阿南達的先祖自清朝就已經開始懸壺濟世，后代子孫皆繼承蒙醫家學，還曾出了兩位御醫。他手中展開的，就是在家族中傳承二百余年的蒙醫外科手術工具。阿南達說，在草原上騎馬放牧，跌打損傷在所難免，所以蒙醫在外科領域醫有所長。
從蹣跚學步開始，阿南達就跟隨在衛生院就職的父親在草原上采藥，七八歲時已能辨認近50多種中草藥材。一次，有位胃病發作的老人來家中求醫，恰逢父親外出，阿南達便學著父親的樣子給病人開了藥方。老人回家服藥后果真藥到病除，還特地上門感謝。阿南達原以為會因此得到父親的稱贊，誰想卻受到了責罵：“病治好了是件好事，萬一吃錯了呢？人命關天！這是我們醫德中最不能容忍的。”父親的一番訓誡，讓年幼的阿南達終身難忘。12歲那一年，阿南達被父親送到舅爺爺阿旺彭措家，系統地學習蒙醫，成為了最小的關門弟子，繼承了家傳蒙醫的衣缽。
如今已經成為知名蒙醫的阿南達，經常四處義診，他始終沒敢忘記舅爺爺對自己的叮囑——“將來有了本事，必須把醫德放在第一位。”對于未來，阿南達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蒙醫文化發揚光大，“從我這代，我要把‘祖傳’兩字祛除。學醫重要的是有天賦，肯鉆研，而不在于血統。以前蒙醫多依靠口耳相傳，所以注重家傳，今后我要把我所學的醫學知識寫成文字記錄下來，誰悟到了誰就學，學成之后發揚光大。”阿南達說。（供圖／阿南達）
傳家寶：祖傳外科手術工具
照片中這位身穿蒙古族傳統服飾的青年名叫阿南達，雖然年紀不大，卻身懷絕技，是家傳蒙醫第11代傳人。
阿南達的先祖自清朝就已經開始懸壺濟世，后代子孫皆繼承蒙醫家學，還曾出了兩位御醫。他手中展開的，就是在家族中傳承二百余年的蒙醫外科手術工具。阿南達說，在草原上騎馬放牧，跌打損傷在所難免，所以蒙醫在外科領域醫有所長。
從蹣跚學步開始，阿南達就跟隨在衛生院就職的父親在草原上采藥，七八歲時已能辨認近50多種中草藥材。一次，有位胃病發作的老人來家中求醫，恰逢父親外出，阿南達便學著父親的樣子給病人開了藥方。老人回家服藥后果真藥到病除，還特地上門感謝。阿南達原以為會因此得到父親的稱贊，誰想卻受到了責罵：“病治好了是件好事，萬一吃錯了呢？人命關天！這是我們醫德中最不能容忍的。”父親的一番訓誡，讓年幼的阿南達終身難忘。12歲那一年，阿南達被父親送到舅爺爺阿旺彭措家，系統地學習蒙醫，成為了最小的關門弟子，繼承了家傳蒙醫的衣缽。
如今已經成為知名蒙醫的阿南達，經常四處義診，他始終沒敢忘記舅爺爺對自己的叮囑——“將來有了本事，必須把醫德放在第一位。”對于未來，阿南達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蒙醫文化發揚光大，“從我這代，我要把‘祖傳’兩字祛除。學醫重要的是有天賦，肯鉆研，而不在于血統。以前蒙醫多依靠口耳相傳，所以注重家傳，今后我要把我所學的醫學知識寫成文字記錄下來，誰悟到了誰就學，學成之后發揚光大。”阿南達說。（供圖／阿南達）
家族：國學大師羅振玉家族
傳家寶：《傳古別錄》滑石拓片模板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金石篆刻及鑒藏領域專家羅隨祖先生，拿出的傳家寶有些特別。羅先生說，這些從父親手中接過的刻有古代青銅器、玉器的滑石模板，之所以稱為“傳家寶”，不只在“傳承”，更在“傳播”。其中的原委，要從羅隨祖先生的祖父，著名國學大師羅振玉先生談起。
出生于清朝末年的羅振玉先生，一生嗜古如命，善識文物，傾心于經史考據之學。每每涉足廠肆，總盡廉俸所入，搜求古物，家中藏品無數，從殷墟甲骨、漢晉木簡、墓志銘文，到宮中所藏歷代圖書、歷史檔案，乃至珍寶、錢幣等無所不包，稱山海之富。對于羅振玉先生而言，收集古物并不為觀賞把玩，意在研究學問。自上世紀初起，羅振玉大量收集甲骨，率先判明甲骨的真實出土地乃河南安陽殷墟，其考釋和研究之功承前啟后。在搶救內閣大庫明清檔案及文淵閣藏書時，羅振玉先生多次發現大量涉及清初歷史的重要檔案。1921年這批檔案險些被以“爛字紙”為名賣給紙莊，羅氏再次奔走于京津籌款，搶救買下劫余9000袋15萬斤檔案。
羅振玉先生不僅在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與保護領域，做出了后人無法企及的貢獻，還極為重視對于文化的傳播。先后多次把家中藏品輯錄成書，勘布流傳，編著了《貞松堂集古遺文》、《流沙墜簡》、《三代吉金文存》、《貞松堂歷代名人法書》、《雪堂校刊群書敘錄》、《殷墟書契考釋》等傳世經典。
在羅振玉先生不計其數的藏品中，卻有18件遲遲沒有被收錄成書。原來，這18件藏品有一個共同點——都采用了平錯工藝，即在器物表面刻出的紋飾圖案中嵌入金銀絲，最后用厝石將嵌入的金屬磨平。這種工藝制作的器物雖然精美絕倫，卻難以在當時的照相技術下呈現其細節，也自然無法被印在紙上刊行。
上世紀三十年代，羅振玉先生的第五子——我國著名文物專家羅福頤先生親自動手，按照等比例大小，把這18件器物，采用立體拓片形式，雕刻在18塊滑石上，并以此為模板，刊印成書，取名《待時軒傳古別錄》，例如“陽陵”虎符等國寶級文物拓片，自始傳播。
羅隨祖先生手握父親當年雕刻的滑石感嘆：亂世之年，古物傳世極為不易，祖父和父親之所以致力于對藏品的研究、輯錄，就是為了能夠傳續中華文化，這也是書名中沒有用“藏古”，而是“傳古”的用意所在。“在我眼中，這些傳家寶的寶貝之處不在于物，而在于它們所承載的文化。因此，傳家寶的傳承更是一種文化使命的傳承。”羅隨祖先生如是說。（攝影／逆光）
傳家寶：《傳古別錄》滑石拓片模板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金石篆刻及鑒藏領域專家羅隨祖先生，拿出的傳家寶有些特別。羅先生說，這些從父親手中接過的刻有古代青銅器、玉器的滑石模板，之所以稱為“傳家寶”，不只在“傳承”，更在“傳播”。其中的原委，要從羅隨祖先生的祖父，著名國學大師羅振玉先生談起。
出生于清朝末年的羅振玉先生，一生嗜古如命，善識文物，傾心于經史考據之學。每每涉足廠肆，總盡廉俸所入，搜求古物，家中藏品無數，從殷墟甲骨、漢晉木簡、墓志銘文，到宮中所藏歷代圖書、歷史檔案，乃至珍寶、錢幣等無所不包，稱山海之富。對于羅振玉先生而言，收集古物并不為觀賞把玩，意在研究學問。自上世紀初起，羅振玉大量收集甲骨，率先判明甲骨的真實出土地乃河南安陽殷墟，其考釋和研究之功承前啟后。在搶救內閣大庫明清檔案及文淵閣藏書時，羅振玉先生多次發現大量涉及清初歷史的重要檔案。1921年這批檔案險些被以“爛字紙”為名賣給紙莊，羅氏再次奔走于京津籌款，搶救買下劫余9000袋15萬斤檔案。
羅振玉先生不僅在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與保護領域，做出了后人無法企及的貢獻，還極為重視對于文化的傳播。先后多次把家中藏品輯錄成書，勘布流傳，編著了《貞松堂集古遺文》、《流沙墜簡》、《三代吉金文存》、《貞松堂歷代名人法書》、《雪堂校刊群書敘錄》、《殷墟書契考釋》等傳世經典。
在羅振玉先生不計其數的藏品中，卻有18件遲遲沒有被收錄成書。原來，這18件藏品有一個共同點——都采用了平錯工藝，即在器物表面刻出的紋飾圖案中嵌入金銀絲，最后用厝石將嵌入的金屬磨平。這種工藝制作的器物雖然精美絕倫，卻難以在當時的照相技術下呈現其細節，也自然無法被印在紙上刊行。
上世紀三十年代，羅振玉先生的第五子——我國著名文物專家羅福頤先生親自動手，按照等比例大小，把這18件器物，采用立體拓片形式，雕刻在18塊滑石上，并以此為模板，刊印成書，取名《待時軒傳古別錄》，例如“陽陵”虎符等國寶級文物拓片，自始傳播。
羅隨祖先生手握父親當年雕刻的滑石感嘆：亂世之年，古物傳世極為不易，祖父和父親之所以致力于對藏品的研究、輯錄，就是為了能夠傳續中華文化，這也是書名中沒有用“藏古”，而是“傳古”的用意所在。“在我眼中，這些傳家寶的寶貝之處不在于物，而在于它們所承載的文化。因此，傳家寶的傳承更是一種文化使命的傳承。”羅隨祖先生如是說。（攝影／逆光）
家族：戲曲世家梅蘭芳家族
傳家寶：《霸王別姬》首演戲服
在梅蘭芳先生的故居之中，攝影師巧妙地利用視覺角度，將梅蘭芳先生的重孫梅瑋與先生在首演《霸王別姬》時，扮演虞姬所穿戲服，呈現在同一鏡像之中，光影疊加間，營造出時光的蒙太奇。
從某種意義上說，出現在圖片中的每一個物件，都稱得上傳家寶——它們都是梅蘭芳先生生前使用過的物品，并且原封不動地擺放在最初的位置。這套位于北京護國寺大街的四合院，是1949年前后，由周恩來總理特批給當時旅居在上海的梅先生居住的，意在請梅先生回京，參與新中國的文化建設事業。不過按照周總理的意思，本來另有安排。梅蘭芳先生在北京東單一帶的無量大人胡同（今紅星胡同）原本有一套七進門的四合院，抗戰期間，梅先生蓄須明志，拒絕給日本人演出，經濟也因此拮據，便出售了這處住房，遷居上海，以避時亂。在力邀梅蘭芳先生回京時，周總理本是想為先生收回這處四合院，但被梅先生以“誠信為重，不可毀約”為由婉拒。于是總理為梅先生另尋了現在的這處居室。直至1961年離世，梅蘭芳先生一直居住在這里。
梅先生去世后，梅家將先生兩萬余件遺物悉數捐給當時的文化研究院，其中就包括圖片中的這套戲服。文革期間，戲曲藝術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已經更名為戲曲研究所的文化研究院，也沒能逃過被查抄的厄運。當時梅蘭芳先生的遺物就鎖在一間不大的儲物間里，面對盤查的紅衛兵，負責看守的工作人員假稱屋內只是一些零碎的“破爛兒”，才使得這些珍貴文物逃過一劫。1984年，這批遺物中的一部分重新回到這座梅先生居住了十余年的四合院，在此籌建“梅蘭芳紀念館”。
如今，梅瑋就供職于此，從事京劇與梅蘭芳文化產業的研究工作。梅瑋說，家中男性成員，幼年都有學戲的經歷，但在舞臺從事京劇表演藝術的并不多，“或許因為梅派本就以兼容并蓄，注重創新與個性著稱，所以家庭對我們個人的發展也給予了很大的自由。在更廣泛的文化層面推動京劇藝術的發展，也是一種傳承。”（攝影／王梓丞）
傳家寶：《霸王別姬》首演戲服
在梅蘭芳先生的故居之中，攝影師巧妙地利用視覺角度，將梅蘭芳先生的重孫梅瑋與先生在首演《霸王別姬》時，扮演虞姬所穿戲服，呈現在同一鏡像之中，光影疊加間，營造出時光的蒙太奇。
從某種意義上說，出現在圖片中的每一個物件，都稱得上傳家寶——它們都是梅蘭芳先生生前使用過的物品，并且原封不動地擺放在最初的位置。這套位于北京護國寺大街的四合院，是1949年前后，由周恩來總理特批給當時旅居在上海的梅先生居住的，意在請梅先生回京，參與新中國的文化建設事業。不過按照周總理的意思，本來另有安排。梅蘭芳先生在北京東單一帶的無量大人胡同（今紅星胡同）原本有一套七進門的四合院，抗戰期間，梅先生蓄須明志，拒絕給日本人演出，經濟也因此拮據，便出售了這處住房，遷居上海，以避時亂。在力邀梅蘭芳先生回京時，周總理本是想為先生收回這處四合院，但被梅先生以“誠信為重，不可毀約”為由婉拒。于是總理為梅先生另尋了現在的這處居室。直至1961年離世，梅蘭芳先生一直居住在這里。
梅先生去世后，梅家將先生兩萬余件遺物悉數捐給當時的文化研究院，其中就包括圖片中的這套戲服。文革期間，戲曲藝術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已經更名為戲曲研究所的文化研究院，也沒能逃過被查抄的厄運。當時梅蘭芳先生的遺物就鎖在一間不大的儲物間里，面對盤查的紅衛兵，負責看守的工作人員假稱屋內只是一些零碎的“破爛兒”，才使得這些珍貴文物逃過一劫。1984年，這批遺物中的一部分重新回到這座梅先生居住了十余年的四合院，在此籌建“梅蘭芳紀念館”。
如今，梅瑋就供職于此，從事京劇與梅蘭芳文化產業的研究工作。梅瑋說，家中男性成員，幼年都有學戲的經歷，但在舞臺從事京劇表演藝術的并不多，“或許因為梅派本就以兼容并蓄，注重創新與個性著稱，所以家庭對我們個人的發展也給予了很大的自由。在更廣泛的文化層面推動京劇藝術的發展，也是一種傳承。”（攝影／王梓丞）
家族：維新志士譚嗣同家族
傳家寶：銅墨盒、端硯、印泥盒
家住湖南岳陽的譚士愷先生，平時最大的喜好就是書法藝術。在他寫字的條案上，總放有三件文房——銅墨盒、端硯，和一個印泥盒，卻從不使用。原來，這三樣文房是譚士愷先生的高祖父——譚嗣同的遺物。圖中位于最外側的這方銅墨盒，正面鐫刻有一幅山水畫，一位垂釣者眺望遠處青巒疊嶂，身后兩株老樹一株枯萎，一株發出新芽。畫幅上方有“乙未冬日復生氏制”八個大字。“復生”正是譚嗣同的字號，而“乙未”年為1895年。這一年，30歲的譚嗣同正在寫戊戌變法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仁學》。或許親手所刻的老樹新芽，正是譚嗣同對自己政治抱負的表露。
中間的這方端印，造型古樸簡潔，是譚嗣同1989年赴京后，在宣南會館居住時期使用的。另一件黃釉雕瓷福壽紋印泥盒，蓋面中有圓形陽文壽字，四邊各有一只蝙蝠，盒底有“大清光緒年制”底款，乃戊戌變法時，光緒皇帝賜予譚嗣同的信物。只可惜譚嗣同壯志未酬，便凜然赴死。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就義前，把這三樣東西外加一把蕉雨琴，交給妻子李閏。李閏一直把它們秘藏家中，直到1929年去世。此后，譚嗣同的遺物被傳給了李閏唯一的孫媳婦，也就是譚士愷的奶奶——當時年僅23歲的劉萍君。1949年，劉萍君因故由湖南瀏陽遷往別處，隨身帶走了譚嗣同留下的這三樣文房以及寫給李閏的一封家書。至于蕉雨琴，因為不便攜帶，便暫時埋在了地下，有待他日取回。譚士愷先生說，極為可惜的是，解放后家人去尋琴時，琴身卻因深埋地下，已經腐朽。而家書則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由祖母劉萍君捐獻給了湖南省博物館，所以現今自己手中只留有圖中的銅墨盒、端硯、印泥盒，以及家書的影印本。
捐獻出的這封家書，是1898年，譚嗣同得到光緒帝賞識，受召入京前，寫給妻子李閏的最后一封信。深知此去生死未卜的譚嗣同，在信中叮嚀妻兒務必“視榮華為夢幻、視死辱為常事，無喜無悲、聽其自然；惟必須常儉免得人說嫌話，至要、至要”。這封當年譚嗣同給夫人李閏的勉文，如今被譚家后人奉為家訓，代代踐行傳承。（攝影／朱輝峰）
傳家寶：銅墨盒、端硯、印泥盒
家住湖南岳陽的譚士愷先生，平時最大的喜好就是書法藝術。在他寫字的條案上，總放有三件文房——銅墨盒、端硯，和一個印泥盒，卻從不使用。原來，這三樣文房是譚士愷先生的高祖父——譚嗣同的遺物。圖中位于最外側的這方銅墨盒，正面鐫刻有一幅山水畫，一位垂釣者眺望遠處青巒疊嶂，身后兩株老樹一株枯萎，一株發出新芽。畫幅上方有“乙未冬日復生氏制”八個大字。“復生”正是譚嗣同的字號，而“乙未”年為1895年。這一年，30歲的譚嗣同正在寫戊戌變法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仁學》。或許親手所刻的老樹新芽，正是譚嗣同對自己政治抱負的表露。
中間的這方端印，造型古樸簡潔，是譚嗣同1989年赴京后，在宣南會館居住時期使用的。另一件黃釉雕瓷福壽紋印泥盒，蓋面中有圓形陽文壽字，四邊各有一只蝙蝠，盒底有“大清光緒年制”底款，乃戊戌變法時，光緒皇帝賜予譚嗣同的信物。只可惜譚嗣同壯志未酬，便凜然赴死。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就義前，把這三樣東西外加一把蕉雨琴，交給妻子李閏。李閏一直把它們秘藏家中，直到1929年去世。此后，譚嗣同的遺物被傳給了李閏唯一的孫媳婦，也就是譚士愷的奶奶——當時年僅23歲的劉萍君。1949年，劉萍君因故由湖南瀏陽遷往別處，隨身帶走了譚嗣同留下的這三樣文房以及寫給李閏的一封家書。至于蕉雨琴，因為不便攜帶，便暫時埋在了地下，有待他日取回。譚士愷先生說，極為可惜的是，解放后家人去尋琴時，琴身卻因深埋地下，已經腐朽。而家書則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由祖母劉萍君捐獻給了湖南省博物館，所以現今自己手中只留有圖中的銅墨盒、端硯、印泥盒，以及家書的影印本。
捐獻出的這封家書，是1898年，譚嗣同得到光緒帝賞識，受召入京前，寫給妻子李閏的最后一封信。深知此去生死未卜的譚嗣同，在信中叮嚀妻兒務必“視榮華為夢幻、視死辱為常事，無喜無悲、聽其自然；惟必須常儉免得人說嫌話，至要、至要”。這封當年譚嗣同給夫人李閏的勉文，如今被譚家后人奉為家訓，代代踐行傳承。（攝影／朱輝峰）
家族：清代世勛家族
傳家寶：清六帝誥封圣旨
在西安市長安區豐店村一家姓張的農戶家中，兩張清代皇帝誥封族中先祖的圣旨徐徐展開。圣旨由江南綾綿特制而成，長九尺、寬九寸，象征著五行的五彩底色上飾有祥云圖案，內容由滿、漢兩種文字書寫，加蓋“制誥之寶”朱紅璽印。
手拿圣旨的兩名男子分別是張連虎（前）和張巨峰（后），是清初江南寧國府總兵張鵬程第十三代孫。這些圣旨是清帝為表彰先祖張鵬程及子孫七代十三人，陸續頒發的。張鵬程當年曾以總兵之職鎮守貴州、安順等地，在清初平定“三藩之亂”中，立下汗馬功勞。后又由貴州調至福建，參加了由福建提督施瑯指揮的渡海大戰。其子孫七代先后在清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六朝為官，除一人為進士外，均為總兵、副將。因戰功卓著，供獲六帝誥封圣旨十五道，恩賜御筆金匾八面。
清朝晚期，張氏家族從第八代起辭官還鄉，以耕種為生。此后張家幾代人都視圣旨為生命，嚴加保管，代代相傳。別說外人，就是家中女眷也一概不知。不幸的是，在軍閥混戰的上世紀二十年代，保存在第十代傳人張徳鑫手中的圣旨，被盜走四件。后來，軍閥劉鎮華圍困西安城時，其中一個團就駐扎在張家大院。為保護余下的圣旨，張徳鑫冒著生命危險，從房上閣樓里將他們連夜轉移，才得以保全。經歷此劫，張家對圣旨更加細心保護。
“文革”期間，一場轟轟烈烈的“破四舊”運動席卷全國，當時負責保管圣旨的第十二代后人張振華隱隱感到了形勢的緊迫。于是，便心生一計，一把火燒了自己的祖屋，制造了圣旨灰飛煙滅的假象。暗地里他瞞天過海，將御賜金匾嵌在夾墻里，再用泥封上，圣旨則裝進袋子，盤在火炕的夾縫里。此后，無論寒冬臘月天氣再冷，張家的炕再也沒生過火。直到文革結束后二十多年，張振華才又將圣旨的秘密公布于世。
如今，圣旨已經傳到張振華的兒子張連虎手中。張連虎說，家中第十三代、十四代后人已經出了二十幾個大學生。以前家中先祖是以武功捍衛河山，今后希望子孫可以用文化知識報效祖國。而自己目前最大的愿望，則是可以建起一座圣旨博物館，更好地保護家傳圣旨，供后人瞻仰。（攝影／邱子渝）（中央電視臺《尋寶》節目組為本文提供線索，特此鳴謝）
傳家寶：清六帝誥封圣旨
在西安市長安區豐店村一家姓張的農戶家中，兩張清代皇帝誥封族中先祖的圣旨徐徐展開。圣旨由江南綾綿特制而成，長九尺、寬九寸，象征著五行的五彩底色上飾有祥云圖案，內容由滿、漢兩種文字書寫，加蓋“制誥之寶”朱紅璽印。
手拿圣旨的兩名男子分別是張連虎（前）和張巨峰（后），是清初江南寧國府總兵張鵬程第十三代孫。這些圣旨是清帝為表彰先祖張鵬程及子孫七代十三人，陸續頒發的。張鵬程當年曾以總兵之職鎮守貴州、安順等地，在清初平定“三藩之亂”中，立下汗馬功勞。后又由貴州調至福建，參加了由福建提督施瑯指揮的渡海大戰。其子孫七代先后在清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六朝為官，除一人為進士外，均為總兵、副將。因戰功卓著，供獲六帝誥封圣旨十五道，恩賜御筆金匾八面。
清朝晚期，張氏家族從第八代起辭官還鄉，以耕種為生。此后張家幾代人都視圣旨為生命，嚴加保管，代代相傳。別說外人，就是家中女眷也一概不知。不幸的是，在軍閥混戰的上世紀二十年代，保存在第十代傳人張徳鑫手中的圣旨，被盜走四件。后來，軍閥劉鎮華圍困西安城時，其中一個團就駐扎在張家大院。為保護余下的圣旨，張徳鑫冒著生命危險，從房上閣樓里將他們連夜轉移，才得以保全。經歷此劫，張家對圣旨更加細心保護。
“文革”期間，一場轟轟烈烈的“破四舊”運動席卷全國，當時負責保管圣旨的第十二代后人張振華隱隱感到了形勢的緊迫。于是，便心生一計，一把火燒了自己的祖屋，制造了圣旨灰飛煙滅的假象。暗地里他瞞天過海，將御賜金匾嵌在夾墻里，再用泥封上，圣旨則裝進袋子，盤在火炕的夾縫里。此后，無論寒冬臘月天氣再冷，張家的炕再也沒生過火。直到文革結束后二十多年，張振華才又將圣旨的秘密公布于世。
如今，圣旨已經傳到張振華的兒子張連虎手中。張連虎說，家中第十三代、十四代后人已經出了二十幾個大學生。以前家中先祖是以武功捍衛河山，今后希望子孫可以用文化知識報效祖國。而自己目前最大的愿望，則是可以建起一座圣旨博物館，更好地保護家傳圣旨，供后人瞻仰。（攝影／邱子渝）（中央電視臺《尋寶》節目組為本文提供線索，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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