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阿來的小說《塵埃落定》出版問世，給人們帶來了土司王國這一陌生又神秘的世界。小說中那充滿濃郁藏族文化和生活氣息的風情，令人眼前一亮。而我則驚訝于土司生活的富貴與奢華，在那樣一個生產力還頗為落后的邊地。

印象很深的是土司太太的洗手：“母親正在銅盆中洗手，她把一雙白凈修長的手浸泡在溫暖的牛奶里，噓噓地喘著氣，好像使雙手漂亮是件十分累人的事情。”還有土司的傻兒子的床具：熊皮褥子和綢緞被子。如水一樣的綢緞被子，“來自重疊山口以外的漢地絲綢”。

《塵埃落定》所描寫的年代已是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而土司們依舊過著奴隸主的生活，享有土皇帝的威權。權力從何而來？土司的傻兒子說了一句含意頗深的話：“從小到大，我始終弄不懂漢人地方為什么會是我們十分需要的絲綢、茶葉和鹽的來源，更是我們這些土司家族權力的來源。”

確實，土司們的印信，均來自“北京”。而授信予他們，是地理因素決定了二者之間的政治關系。帝制中國時期的統治者們無時不在思考一個問題：如何構建中央與邊地少數民族的關系，維護邊地社會的穩定，確保帝國的完整和統一。

這真是一個無論中外的亙古難題。古代中國是這樣解決的：一是自秦迄宋實行的寬松的“羈縻政策”；一是元、明、清王朝實行的較為嚴格的“土司制度”。根據龔蔭《中國土司制度》一書的統計，羈縻制實行了1470年，土司制也堅持了703年。

羈縻，即略微管束，施以籠絡。王朝封授給少數民族酋領一個職官稱號后，不問內政，酋領世領其地，世長其民，對朝廷表示臣服即可。而土司制度則完備得多：職官由朝廷任命，官位為承襲制，可升遷也有懲處。而更重要的是，已是朝廷命官的土官土司們，必須向朝廷朝貢和納賦。朝貢，象征著土官土司對中央王朝的臣服；納賦，意味著土官土司地區歸屬中央王朝的版籍。

簡而言之，土司制度使邊地少數民族被納入中央王朝的管理體系里。土司可謂帝國特定地域的代理人，或曰皇權的延伸，故而一邊享受著中央賦予的特權，一邊也要聽命中央，盡義務。否則，哪有綢緞被子可蓋。

《塵埃落定》對此有一點睛之筆：“漢族皇帝在早晨的太陽下面，達賴喇嘛在下午的太陽下面。我們是在中午的太陽下面還在靠東一點的地方。這個位置是有決定意義的。它決定了我們和東邊的漢族皇帝發生更多的聯系，而不是和我們自己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

小說屬于虛構，所以我們完全可以無視其歷史的真實性。但是，現實有時比小說還精彩。我看到一篇博士論文，作者時為中央民族大學博士曾窮石，在《土司政治的世界圖式：一項“中間圈”政治過程的歷史人類學研究》里，他以自己的家鄉綿陽市平武縣為研究藍本，詳盡地記述了平武土司近700年的歷史，而這恰好就是土司制度建立與消亡的完整時程。

位于藏彝走廊東北端的平武，是漢藏交融之地，或曰蠻夷雜處之地。平武城是薛氏第6代土司、明代土知州薛忠義修筑的。城有四座門：東迎暉、南清平、西通遠、北拱辰。迎暉門上建有迎恩樓，通遠門上建有鎮羌樓。作者說：“迎恩樓，迎接的是來自東邊的帝國的文明，鎮羌樓，鎮壓的是西邊的蠻夷。四扇門，兩座樓，文明與戰爭，平武邊城的性質不言自明。”

此說法是否符合建城人的心思，不得而知，但薛忠義建這座城的背景是，宣德三年（1428），薛忠義率土兵1320余人，征松潘蕃人，以48級人頭的戰功，得到禮部賞賜。

有意思的是作者的結語：后來“隨著明代衛所和驛站的設置，文明從東邊進來了，蠻夷從西邊趕出去了??終于，西城門徹底關上，東邊的門消失不見，平武成為一座東向開放的、漢人的城。”

薛氏的祖先薛嚴，是南宋景定三年（1262）被委派到平武的士大夫，三年后改任為土司，因此薛氏一族的向化之心，似乎就順理成章。不過云南麗江第19代土司木增呢，其“知詩書，好禮守義”，就不是天生而來的了，而是教化的結果。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無論是否情愿，這都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只要雙方接觸了，互相之間文明、文化的影響就存在著。否則土司們如何會喜歡蓋綢緞被子？

但這并不意味著土司制度是一個令人們皆大歡喜的事。

根據龔蔭的整理，中國曾有2569家土司，自明中后期開始，漸漸被改土歸流（即變土司為由中央派遣的流官），直至1956年，塵埃真的落定了。土司的消亡各有原因，比如絕嗣，比如罪罰。比如反叛。反叛者必誅。聞名清朝的大小金川之戰，就是最好的教材。但是最終，還是制度已沒有存在的理由。在中央王朝努力導引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進程里，等待它的只能是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