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正值中國風云跌宕的革命年代，一對來自德國的年輕夫婦——魏斯·福里茨和魏斯·多博倫從武漢乘船至重慶，他們用玻璃底片記載了當時三峽的洶涌波濤與民風世態(tài)，為我們呈現(xiàn)了那個尚未被人類馴化的三峽的珍貴影像。（供圖/王群生）

1919年，孫中山發(fā)憤著成《建國方略》。在其書“實業(yè)計劃”部分中，孫中山提出：“此宜昌以上迄于江源一部分河流，兩岸巖石束江，使窄且深，急流與灘石，沿流皆是。改良此上游一段，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以溯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力。”孫中山對這段長江河段的論述被后人普遍看作是這位“革命先行者”對三峽工程的最初設想。

孫中山是國父而非水利工程師，他對三峽工程的論述更多的是革命者對國家建設的設想而非工程的實際規(guī)劃。

1943年，在美國芳坦娜大壩工地上實習的中國工程師張光斗巧遇前來做顧問的美國墾務局設計總工程師薩凡奇，張光斗當即邀請薩凡奇“去中國為正在勘測設計的一些水電工程做顧問”。1944年，民國政府正式聘請薩凡奇來華考察。在日本轟炸機威脅之下，薩凡奇對三峽進行了10天的考察，隨后拿出了著名的《揚子江三峽初步報告》。此計劃呈交民國政府和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后，當時號稱“轟動全球”。而如今張光斗接受記者采訪時卻透露，雖然促成了薩凡奇的考察，但當年他卻極力反對薩凡奇的三峽工程規(guī)劃。理由有三：一、三峽工程太大，中國無力建成。二、當時的國家太窮，即使建成，中國也沒有力量用那么多電。三、由美國幫助來建設三峽工程，有損“國權”。張光斗數次上書，但據他的回憶，時任三峽水力發(fā)電委主任的錢昌照寫信批評他“不懂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