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在英語聽力考試中第一次聽到Arboretum這個詞時，真是一頭霧水，也就是從那以后，我開始得知哈佛有個植物園，而且一直奇怪，它為什么不叫做Botanic Garden 呢？二十年后，我竟有機會親自去拜訪那個被哈佛大學植物學教授李老師稱作“樹木園”，而不是“植物園”的那個園子。

更巧的是，哈佛大學的另外一位退休職員，送了我一本介紹“樹木園”歷史的書——《樂園里的科學：哈佛樹木園史》（Science In The Pleasure Ground: A History Of The Arnold Arboretum），她老人家怎么就知道我對植物園，或是樹木園有濃厚的興趣呢？

三月的波士頓，乍暖還寒，時不時還有飛雪飄臨，小花小草經受不住春的誘惑，很早就“大鳴大放”，綻放出絢麗的色彩，但波士頓的樹木則不同，對春天的陽謀始終很警惕，仿佛傷不起春天的倒寒，不肯在枝頭吐出一點新綠。直到他們確信，春天真的來了。

四月末，走進哈佛的樹木園時，春天已經與大地沆瀣一氣，一樹樹的櫻花和木蘭花（magnolia）如白雪掛滿枝頭，綠油油草地上各種灌木也開出奇異的花朵，而有的樹木，依然很矜持，但美麗的樹干樹枝也是一道獨特的風景。但樹木園給人的印象不只是美，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在芬芳的氣息中，除了感官上的享受，還有一種心靈的滿足感。

在樹木園265公頃的連綿起伏的土地上，有6000多種耐寒樹木和灌木，品種來自世界各地，有著極高的審美價值和科研價值。與普通的園林景觀不同的是，樹木園建園的目的，主要是出于教學和科研的需要，在植物分類學的框架下，揭示植物種屬之間的關系，讓人能直接體驗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當然，樹木園不只是一個科研的基地，在景觀上要兼顧植物的生長、空間的限制、氣候及其他的規定，要平衡科學秩序與自然之美有時真的很糾結，這也許是樹木園最獨特也是最令人著迷之處。所以該書作者IDA

HAY在序言中曾說：科學與審美之間不斷變化的緊張關系正是樹木園最迷人的主題之一。（the dynamic tension between science and aesthetic turns out to be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themes of Arboretum.）樹木園之美，美在它四季的變化，它是一本活的百科全書，一個充滿生機的博物館，一個寓教于樂之地。讀哈佛樹木園的歷史，使人對新英格蘭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史，又會有新的理解，這種重教的悠久傳統，來源于普通人對自然與科學的熱誠敬愛。早期的殖民者在遠離故土的同時，也遠離歐洲的文化中心，他們面對是一片蠻荒之地，在生產生活中，他們不得不去認知陌生的自然，在學習的過程中去面對種種挑戰。人們對文化教育事業的贊助真正是做到了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而哈佛樹木園的成立，正是得力于以下幾個人的奉獻與努力。

Benjamin Bussey(1757-1842),出身一個貧寒的農家，早年參加美國獨立戰爭，戰后曾任軍需官的他以50美元起家，學會金匠手藝，后從事金銀貿易，廣置田產，熱衷于科學種田，是他，為哈佛大學獻出了在波士頓南郊這片土地建植物園。

James Arnold，(1781-1868),靠出海捕鯨掘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后經營多種生意發家致富，愛好園藝及自然史，是他出錢成立信托基金，為植物園的成立提供了資金支持。

George Barrell，Emerson(1797-1881),他是Arnold的妺夫，一位哈佛校友，正是他的穿針引線，不但為植物園獲取了資金支持，還從市政當局那里獲得了植物園初期道路排水等配套設施的支持，市政當局為此劃撥了122公頃土地，另外從私人手中購買了45公頃土地用于植物園建設，以每年1美元的價格，出租給哈佛大學1000年（2882年到期）。條件是——公園免費對公眾開放。

Frederick Law Olmsted(1822-1902)，美國園林景觀設計之父，曾任紐約中央公園建設的項目總管和建筑總監，參與過約塞米蒂國家公園與尼亞加拉大瀑布保護區的規劃設計。哈佛樹木園的規劃設計即是出自他的手筆。此人沒有接受過大學教育，純屬自學成才，對動物、植物研究及天文觀測抱有濃厚興趣，他認為，研究“大自然”是一種健康的消遣方式，有助于道德的建設。

Charles Sprague Sargent(1841-1927),出身金融世家，哈佛樹木園首任園長，在任時間長達半個世紀，正是他，費盡心力把哈佛樹木園塑造成型。

哈佛樹木園的前身可追溯到1806年由麻省農業促進會在哈佛學院籌建的植物園（Botanic Garden），在哈佛校友成立的波士頓自然史學會（MSPA）的推動下，哈佛樹木園（Arnold Arboretum）正式成立于1872年3月，在最初的二十多年，只是在作初期的準備工作，在以后的歲月里，一大批植物“獵手”從世界各地為這個樹木園采集植物標本及種子，我們最為熟知的有ErnestH.Wilson(1876-1930),和Joseph F.Rock(1884-1962)，他們曾在中國的云南、四川、湖北、青海、甘肅等地采集數以萬計的植物標本及種子。

多年以前，我曾經嘗試去勾勒Rock的一生，那些散見在二十世紀初美國《國家地理雜志》里的圖片，那些傳奇的經歷，Rock與Wilson的恩恩怨怨，那是探險者的時代，發現者的時代，他們探訪過的地域，有許多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已不復存在，追尋他們的足跡，是我的夢想。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在一個陽光和煦的春日，能來探訪這個植物園，在花木之間去尋找那些來自故鄉似曾相識的植物。在每株植物上都系有一個鋁制牌，印著植物采集者的名字，以及植物的原產地，經過耐心的尋找，我找到了那些由Rock和Wilson采集的植物，如高山杜鵑以及許許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植物。

Rock從一個流浪者，通過自學成為著名的植物學者，在探訪中國西南和西北的過程中，迷上的納西的象形文字，從此告別植物學，把通過植物采集掙來的錢——也是他所有的積蓄，投入到東巴經書的研究，這種義無反顧的全身心投入使他在年老時身無分文，靠朋友接濟而活，但他使一個民族的最珍貴的文化傳統不至于消逝在動蕩的文化變遷之中，成為納西文化研究之父。Sargent與Rock情同父子，那一段傳奇，都書寫在他們的通信往來之中，Rock在中國西南和西北的雪山草地間，一封又一封地寫信給老園長，告訴他探險中的所見所聞所感，老園長也盡量回信，給予洛克精神上的安慰。當然，在這本樹木園史中，對這段佳話幾乎沒有著墨。

在我第二次探訪樹木園時，有幸讀到了這些信件的部分原件，看著那些發黃的紙張，和洛克龍飛鳳舞的筆跡，心中無限感慨。老園長在1927年突然去逝，使洛克失去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樹，從此走向他在納西文化研究領域的孤獨之旅。

暮春的樹木園，已無初春時的燦若云霞，那是另一種寧靜，走出樹木園那幢小小的紅磚樓，沿著那些彎彎的小路，走出樹木園的蔥綠，走出樹木園樸素的黑鐵大門，我真希望能再次重訪這里，在季節的變化里，重讀老園長和洛克的故事——作為哈佛校友所擁有的共同財產，其使用是有代價的，這些珍藏的故事，除了我這樣的檻外之人，還有誰感興趣呢？這也許并不緊要，在這片土地上，在這個春天的樂園里，他們所播下的種子，已然是一道道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