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作品《雨中趕馬人》，攝于云南水富。這幅作品選自《云南山里人》，是吳家林著名的代表作，曾在美國、法國、俄羅斯、德國等地展出。

記者：吳老師，你從小受過藝術方面的訓練嗎？您是如何走上攝影之路的？

吳家林：我小時候家里很窮，但是我喜歡畫畫，而且畫畫是完全自發的，沒有任何老師。在我接觸攝影之前，我對繪畫藝術很熱愛。1966年之前，新華書店里有很多俄羅斯的油畫、各種素描畫的普及印刷品，那時候我收藏了好多，經常看，有些畫我也老學著臨摹。

那時我覺得繪畫才是藝術，但是很奇怪，當我一旦接觸了照片之后，這個感情發生了一個飛躍。對真實的影像一下超越了在畫室里面描繪虛假的構圖、想象。我忽然間覺得攝影更好，在繪畫和攝影之間，我一下就偏愛攝影了，我覺得攝影太有魅力了。這是一個慢慢變化的過程，當時我還沒有開始拿相機。一旦我拿了照相機之后，我對繪畫興趣不大了，攝影抓拍到原汁原味精彩的生活瞬間、人生百態是繪畫不可及的。

1989作品，《大山包山民》，攝于云南昭通。

記者：你第一次喜歡上攝影有什么樣的契機嗎？

吳家林：其實我是陰錯陽差地拿起照相機的。1967年文革時，在昭通縣剛好要搞一次農民業余文藝匯演，要給各個公社來的演員拍工作照。照相的人是團縣委的一個年輕人，可那天他鄉下的兄弟結婚必須回去，結果他抱著一個上海牌四型120雙鏡頭反光相機來找我，對我說：“小吳你幫我個忙，幫我去照相，因為我兄弟結婚，我必須回到鄉下家里，我毫無辦法，只好來求你幫忙了。”當時我看到他焦急求我的樣子，一下心軟了，可又擔心照壞了怎么辦？他說：“簡單得很，我教你。”他馬上就打開相機，教我怎么裝膠卷，怎么擰開蓋，什么是光圈，什么是快門速度，還用一只筆給我記錄，大晴天125分之一秒，光圈用到16或者11；如果沒有太陽光讓我用60分之一秒，光圈用到8或者5.6。他說你按這個去做，焦距調清楚了，按快門就行了。

他速成地教了我，我也記住了。那天趕鴨子上架去了，天助我也，冥冥之中好像有神明在指引我，我把人安排在水池、石雕、樹的前面，憑著很樸素的審美感覺，把三個120的膠卷全部照光。之后送去相館沖洗，拿回照片讓我興奮得不得了，無比驚訝。我覺得照相太簡單了，而且那么美妙。從此我真的就愛上攝影了。

1989作品《賣鳥人》，攝于四川宜賓。

記者：然后你就成為攝影師了？

吳家林：對，我就成為縣城里面大家認為照相照得最好的人。每逢星期天，朋友，周圍的熟人，都買一個膠卷請我義務給他們做攝影師，我就會找一些風景很好的地方，人和環境的關系處理得很和諧，在人物狀態自然，情緒很好的時候按下快門。幾個月后縣城里面就傳遍了，吳家林的相照得太好了。不久我從縣文化館調到了縣委宣傳部，做一個新聞報道攝影員。

1991年作品《結扎之后》，攝于云南宣威。

記者：很有點上天注定的味道。

吳家林：是的。結果不到一年時間，《云南日報》、《人民日報》、新華社《新聞圖片》都采用了我昭通題材的照片，一下我就小有名氣了。后來省里面要舉辦個大型攝影展覽，我的作品也入選了。那些照片他們看了都覺得很震撼，在高寒山區上的羊群、牛群、馬群，還有那些牧民的生活。

1992作品《彝寨》，攝于云南窗寧。

記者：真的還是很有緣份。

吳家林：很有緣份，很神，說都說不清楚。漸漸地我信仰天、地、自然，我敬畏天、地、自然。我相信，我們這些小小的生靈，始終由天、地、自然主宰著。

1997年作品《海鷗與人》，攝于云南昆明。

記者：聽說你的攝影作品還引起過中央領導的關注是嗎？

吳家林：那是1979年被派到西雙版納勐海縣的一個布朗族山寨的事。那時候那個地方還在刀耕火種，還過著像原始人一樣的生活，人們以捕獵為生，用竹竿套一個小小的鐵釘在土地上戳個洞，把旱谷種子丟下去，廣種薄收，靠天吃飯。要是風調雨順還有點收成，但是產量很低，畝產一二百斤；氣候不好的話，連籽種都收不回來。

當時我手上拿著的是一臺海鷗牌DF相機，拍了一點照片。我內心覺得，那塊土地上的老百姓是那么純樸善良，但他們饑餓、缺水、缺糧，美好的森林被燒，所以我忍不住編了一組圖片。當時沒有打字機，圖片說明我是用鋼板、鐵筆刻在蠟紙上，再用油墨給它刮印出來，編了一本《為什么西雙版納的森林一直在燃燒？》的“內參”攝影調查報告，直接就寄給鄧小平。我當時也挺搞笑，我又不是什么專業的新聞記者，居然大著膽子給中央領導寫“內參”。一年多以后，我萬萬沒想到鄧小平有批示，而且撥了很多錢給西雙版納解決這些問題。

2005年作品《煤車上的孩子》，攝于云南昭通。

記者：其實在云南這個地方，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很適合拍攝風光。不過你風光攝影做的不是很多似的。

吳家林：我其實什么攝影都做過，有一段我也拍風景、拍風光，吃盡了苦頭，還差點把命送掉。那是我第一次到云南的藏區，當時封山幾個月，都進不去。剛好開山第一班班車我搭車進去，在海拔4300米的白茫雪山埡口下了車。那是一片無人區，只有個小型氣象觀測站在這里，里面有兩個納西族氣象員。他們好心做了個麥餅、倒了碗酥油茶給我吃下，然后我告別，開始去爬山。

我邊走邊拍，萬萬沒料到，我喝不了酥油茶，也許酥油被蒼蠅叮過，不到一小時我就腹瀉了。接著每半個鐘頭就拉一次，接連拉了七八次，邊拍著照片邊拉稀。那一天給我折騰夠了，好在只有30多歲，身體還挺得住。

傍晚的時候，我架著三腳架拍太子雪山。壯麗的雪山腰間飄浮著一條潔白的玉帶云，太子雪山像一位伸著雙臂的天神，巍峨而神秘，太壯觀了！拍了幾張后我慢慢邊等邊拍，玉帶云不離不棄，由白色慢慢向暖色變化，慢慢變成血紅色，我一直拍到玉帶云變成黑色，這時候一看表，9點都過了，我才想到今天應該到哪去住，反正回家走路就行了。

接著在黑夜的路上，我就碰到些稀奇古怪的事，特別是被在露天牧場看護牦牛的四條藏獒圍攻最為觸目心驚。當我拖著疲憊的雙腿艱難趕路時，四條兇猛的藏獒突然向我沖來，我趕忙甩著三腳架自衛。但它們狂吠著包圍了我，我只好拿著三腳架一邊甩、一邊叫、一邊退，結果一跤摔到了一個鵝卵石堆上，沒想到這一下把藏獒嚇得退了一下，于是我抓起石頭開始亂扔。那個時候也不知道哪來的力氣，實際上我又饑又渴又累。最后還好主人出來了，四條藏獒馬上就撤退了。等我凌晨三點鐘走到招待所，一進門就摔倒休克了。有人掐我的人中，灌糖水、鹽水給我喝，我才緩過來。

更要命的是，我那次拍的八個反轉片寄到上海沖洗，結果被個沒經驗的小年輕人倒錯了藥水，彩色反轉片全被沖成了綠色。我當時拿著這批照片，哭都哭不出來。

1996作品《春耕》，攝于云南香格里拉。

記者：太悲劇了！

吳家林：是！這好像是一個懲罰，但我一下就明白，為拍風光走上100多里路，走得休克，差點把命送掉，最后是這樣個結果。我如果有汽車，100多里路算回什么事。我明白了拍風光應該先有交通工具，要有拍風光的條件，我沒條件就不要去拍風光，去拍人吧，到村子里面，跟老鄉住在一起。

我從風景攝影轉變到人文攝影，就是因為這一次的失誤。后來，我把這個故事講給休斯敦國際攝影節的主席鮑德溫聽，他感慨萬千地說：“是你的精神感動了上帝，上帝在指引你走一條正確的攝影之路。”我后來覺得，這些都好像是冥冥之中有一個安排，我的《云南山里人》的照片就是這樣誕生的。我到了村寨，住在村子里面，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2002作品《鄉村牙醫》，攝于貴州貴陽。

記者：《云南山里人》大概前前后后拍了有幾年？

吳家林：應該說從1983年開始，一直到1993年，拍了十年。那時候中國攝影界擺拍之風很盛。我這種抓拍的照片、瞬間的把握，拍攝之前都是不可預知的，忽然間那些很神秘、很有魅力的影像被捕捉到，那是非常非常有趣味的。我這時候覺得，我應該是找到了攝影的真諦。

2000年作品《時裝模特在苗寨》，攝于云南富民。這是為《紐約時報周刊》拍攝的時裝圖片，片中的模特正是吳家林的女兒。

記者：你覺得攝影的本質是什么？

吳家林：就是一個純粹的攝影，就是攝影師去觀看、發現與你同時代的、蕓蕓眾生的日常生活、生存環境、自然、社會、生命、人性這些東西，用影像藝術的方式把它們捕捉下來。這是攝影最珍貴的。它不是什么獎項能夠代替的，在當今中國，有些獎項的照片是玩手段、玩花招得到的，那是一種游戲，不是真正的攝影。